从文化的角度关注亚洲音乐的历史流动 ——音乐学家赵维平博士访谈录
梅雪林：对一种音乐文化从传入、演变、被接受并融入到自我文化中时有一个人对文化的认同问题，为什么在你的音乐研究里面对这一方面特别关注呢？
赵维平：实际上这是一个音乐与音乐文化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人在接受和把握音乐这种无形的时间艺术时需要大量的技术训练和经验积累。对于一种新的外来音乐，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其消化和理解程度是不同的。在汉字文化圈中东亚诸国是如何来接受和理解中国音乐的？留下了怎样的音乐痕迹，作为一个音乐史学者自然是我感亟待理清的课题。
梅雪林：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这本书里面，你从音乐的制度、音乐的体裁、乐器、乐谱的接纳及其演变考察了中国古代音乐东流日本的历史与现状，并且每一章里面你都以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看待中国和日本音乐文化方面异同，出发点是什么呢？
赵维平：这一点在书中序论的“研究方法”中也提到，原则上是运用实证的方法来考察其文化变迁的过程。因此被调查对象的原始形态、变迁的转型以及传到日本后的状态及其嬗变结果都必须在中日两国大量的音乐史料考察及形态的比较中得到证实，不然其真实性和可靠度会受到怀疑和动摇，失去其价值。
梅雪林：中国古代的音乐文化从古代至近代，对东亚的朝鲜、日本、琉球半岛以及越南等国家和地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从文化触变的角度进行音乐比较是一种新的尝试，这种观念是你首先提出来的吗？
赵维平：文化触变，英文acculturation，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指的是两种文化相互接触时产生的文化变动。尤指由外界的因素为起因，如由民族间直接的接触所引起的文化撞击。它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自律文化体系相互间的不断接触而产生的文化流变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往往与军事、经济的力量以及社会的文明程度有关。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交叉、撞击中，前者容易对后者的文化体系产生较大的影响。强势文化要素的传入，可能引起既存文化体系的崩溃甚至解体。但是为了抵御强势文化的传播，也有可能产生反对势力及本土文化运动，但是强势文化最终还是会被接受，并组入一个新的体系中去，产生两种文化的融合或适应现象。因此该词亦解释为“文化适应”。这一概念在西方社会学中有所运用，但将此引入中国并具体、深入地运用于中日音乐文化比较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崭新的尝试，将来还将继续运用这一概念对朝鲜和越南音乐进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