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雪林：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现状又是如何呢？

赵维平：从文化触变的角度进行音乐比较的研究，并以此观点来分析日本对中国音乐文化的接纳史，如前所述是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更是前所未有。关于中日间的音乐现象的研究，日本学者们走在了我们前面。田边尚雄在《日本音乐讲话》（1919、1926）、《日本音乐史》（1932）中论述了中国音乐的体裁、乐器、乐律等传到日本并积淀成日本传统音乐的事实。但书中并未触及奈良、平安时期日本文化的接受层接纳中国文化时所采取的态度、对中国音乐接受的理由、态度，以及变化的过程等。岸边成雄的《唐代音乐的历史研究》（上、下，1960、1961）、《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1982），详细地论述了唐代的音乐的历史形成及来龙去脉，但是书中没有提及中国音乐输入日本以及中国音乐在日本的发展、演变状态，纯粹是对中国音乐（以唐代为中心）以及丝绸之路音乐的研究专著。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1965）是以日本音乐史为主线而展开的日本音乐史专著，著作中虽然提到了中国音乐日本化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详细论述中国音乐的什么部分、怎样被日本接受、变迁、日本化等细节。狄美津夫的《日本古代音乐史》（1977）、《平安朝的音乐制度史》（1994）则以平安朝为中心，对音乐的体裁、组织制度及乐人的构成、状态等进行了详细阐述。但是书中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中国音乐如何传入日本及其在日本发展、变衍的笔墨。

梅雪林：在中国，关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史研究才刚刚起步，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赵维平：在中国，关于中日两国音乐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较多的还处在对史料的解释和现象的罗列、介绍阶段。冯文慈">冯文慈先生的《中外音乐交流史》（1998）涉及了一部分隋唐期中日音乐的交流、雅乐的日本化、一部分唐代燕乐曲在日本的现状等。但《中外音乐交流史》是以中国历史为主线，从先秦至明清各个历史时期间中国与周边各国的交流状况，因此中日间的文化交流的研究只占据微弱的比例。俞人豪、陈自明的《东方音乐文化》（1995）中专辟日本音乐的一节，但主要是日本音乐体裁、乐器的介绍，并不主眼于中日音乐的交流研究。张前的《中日音乐交流史》（1999）是一部以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史为轴心，分唐代、明清和近代的三个板块展开讨论的专著。唐代篇中涉及了中国音乐的体裁、乐器、乐谱传入日本的事实及其现存的状况，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中日音乐交流史》的视线主要集中于历史纵线上的交流，对中日音乐文化交流的高潮期：中国的隋唐与日本的奈良、平安时期在音乐的组织机构、乐人状态等层面的差异，对一些乐器、音乐的题材样式、乐谱等原始状态的研究还没有完全涉及。本书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透过中日两国隋唐时期的音乐文化交流，进一步探讨中国音乐传入日本后发生的变化，及其变化的动因，并阐述当时日本的文化受容层以何种动机、姿态接纳中国音乐文化，并将其纳入，嬗变为自我文化的。这样的研究在中国音乐学界尚属新的尝试，期待它能抛砖引玉，使这一领域研究出现新的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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