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角度关注亚洲音乐的历史流动 ——音乐学家赵维平博士访谈录
梅雪林：日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接纳方式是一种“错位”的接纳，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吗？
赵维平：对，在我的书中从音乐的制度、音乐体裁、乐器、乐谱等方面，从中国的原型至传到日本后的形态作了全面地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的音乐文化传入日本后都产生错位的接受后果。这里当然存在着两国间不同的文化内因。这一现象可能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1.日本有组织、大规模地接受中国音乐文化主要起始于8世纪的奈良时期，但是中国文化输入日本，即作为理想化的中国并不是唐代而是五六世纪的南北朝文化。尤其是南朝曾一度出现过的繁盛的经济景象，带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出现了诸多的文化名人及新的艺术样式。如士大夫嵇康、司马相如、阮籍、蔡琰等不仅是著名的文人、哲学家，也都是古琴演奏的名手，为汉朝以来古琴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五言诗、赋、骈文是六朝文学史上的一枝独秀之花。而王羲之则是这一时期杰出的“书圣”，他的《兰亭序》代表了这一时期的艺术高潮。在绘画方面顾恺之与南朝的陆探微、张僧繇被称为“六朝三杰”，尤其是顾恺之不仅精于绘画，在绘画理论上也有突出的贡献，他的《画论》、《魏晋胜流画赞》以及《画云台山记》等是我国早期绘画史中的杰出专著。在二十五史中的《东夷传》、《倭国传》等章节中，早已出现有关南北朝时期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的记载，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毋庸置疑。但是，由于当时的日本国力甚微，面对中国高度的文化态势，其文化的接受范围只限于极少数的受教育阶层，主要停留在男性贵族阶层，可以说这种文化交流即便存在也不具有社会性意义。记录历史的文字——汉字，传入日本后大约在五、六世纪才逐渐得以使用。显然这一时期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其体制还未完全成形，经济实体虚弱，还不具备全面吸收和接纳外来文化的实际能力。然而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烙印却强烈而又深刻地印刻在日本宫廷的教养阶层之中。当历史跨进了奈良朝时，日本的国家体制、文化、经济翻开了新的一页，迎来了一个全面吸收外来文化的崭新的时期。这种中国的理念与遣唐使所目睹的实际事实有着较大差异，是产生文化接纳上错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2.两国间有地理和文化上相异性。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中与朝鲜和越南不同，日本是一个岛国，有着独自的文化体系，历史上两国间没有建立过长期的册封制度。尽管两国文化交流历时悠久，但相互间主要还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日本则以虔诚、谦逊的态度虚心地接受隋唐文化，因此在文化接纳的过程中也往往是站在自我的立场上来理解、接受和消化外来文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