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角度关注亚洲音乐的历史流动 ——音乐学家赵维平博士访谈录
梅雪林：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过程中必然会带来一种文化触变现象，这种现象又不是必然和绝对的。如何看待中国音乐中的这种现象呢？
赵维平：对，是否发生文化触变取决于文化接纳层对于外来文化的社会、文化体系等功用的认可程度。如果外来文化与既存文化的价值体系不发生矛盾、具有适合性的话，将有不发生文化衍变的可能。例如在中国作为祭祀祖先、鬼神、天地的雅乐于宋、明时期传到了朝鲜与越南，这些雅乐至今仍活跃于韩国的文庙、宗庙。在越南阮朝的明命时期（1819-1840）都严格地继承着中国古代雅乐的用法。形式上除堂上登歌、堂下乐悬、文武八佾外，还有初献、亚献和终献的三献内容。实际上这些国家在引进雅乐时与其说视其为音乐艺术，不如更多地认其为一种仪式内容、更明确地说是一种赏扬儒家精神，统治人心的政治手段。因此当雅乐被引进后，音乐也随这些仪式框架得到严格传承。
梅雪林：音乐史学的研究从历史资料展开，资料的选择和使用尤为重要。资料收集、整理和选择对一个音乐学系的学生来说是一个繁琐、费时、重要的工作，针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资料工作，能向在读的学生提几点建议吗？
赵维平：毫无疑问在音乐学的研究中，要认清、解释研究对象，资料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何正确把握资料直接关系到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与权威性。比如对于中国的史料，有较多的后人对前人的学术不断作注加疏的现象。我以为在引用史料时，必须对其真伪优劣、性格特征进行梳理和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对史料的批判是做学问的重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