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的追索中迈向未来
——“改革开放与中国当代音乐学”高层论坛述评
在记忆追索中回顾历史
今天,我们已充分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但与会代表在记忆的追索中充分体味到改革开放的来之不易。《中国音乐学》原编辑部主任缪也追问道,为什么我们在建国17年、“文革”10年后才有“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提出?当时,在“两个凡是”盛行的社会背景下,“改革开放”开启了一次全民思想大解放,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1、“真理标准讨论”与音乐理论界的思想解放
30年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作用,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因此,本次“论坛”将“真理标准讨论”与音乐理论界的思想解放作为首要论题,并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热切关注。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茅原在发言中说: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扫清了思想障碍,迎来了改革开放,因此,改革开放是坚持真理标准讨论的结果。那么,什么是“真理”?在改革开放已取得巨大成果的今天,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的认识要符合客观事实。历史在发展,新问题层出不穷,真理问题确实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于是,他对“事实真理”和“理性真理”、“伦理”和“道德”的区别等问题进行了充满哲理性的思辨与分析。他指出,正确的观点如果不被群众所掌握,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今天仍具重要意义。
星海音乐学院教授赵宋光在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进行阐释时提出:“戴着社会主义帽子的教条不要迷信,戴着普世真理面具的教条不要迷信,戴着民族特色招牌的教条也不要迷信。通过实践检验实效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点。”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正是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及时修正,在实践中前进的结果。中国音乐学这30年所取得的“令人惊讶”的发展变化,是坚持了“实践第一”的理念,中国音乐学未来的发展依然要坚持“实践第一”的理念。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居其宏从“音乐界实用本本主义思潮与改革开放大潮在三次思想解放的强劲互动中几度沉浮起落”的视角,对音乐理论界思想解放的历程进行回顾与反思,剖析了音乐界实用本本主义思潮经历的“延伸与崛起、强势回流与陡然弱化”等复杂遭际,并以大量的事实和生动的分析说明: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一个曾经具有先进性的音乐思潮,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固步自封和不思进取,在伟大的社会变革面前丧失了对时代的适应性和拥抱艺术的勇气,乃将原有的先进性逐步消弭、某些消极因素日益膨胀,最终异化为一股与改革开放大潮、与新时期音乐艺术多元繁荣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沦落为时代的弃儿,从而完成了自己的悲剧性行程。这一事实,在令人万分痛惜之余,也必然引发后世学者的深思。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积极为音乐界的思想解放鼓与呼,其功不可没。一批来自媒体的专家以其亲身经历回顾了音乐界在改革开放中的变迁。
《人民音乐》前任主编张弦在发言中以一个音乐编辑的身份,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音乐》在音乐界的思想解放方面做出的努力,以及在改革开放不同时期所担任的不同角色,她在发言中特别肯定了“回顾与反思”的作用,着重指出,音乐界改革开放的脚步远远滞后于思想、哲学等其他文化领域,有进行再度反思的必要性。
《人民音乐》前任副主编于庆新着重介绍了当年《人民音乐》“回顾与反思”栏目的策划、设置过程,以及问题讨论的经过,他以其亲身经历的丰富编辑事例说明了“回顾与反思”过程中,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所经历的艰难历程。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记者陈原从“记忆”入手,以其亲身感受、回顾了《人民日报》在改革开放30年中,对流行音乐、新潮乐派、摇滚乐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陈原真情的回忆、流畅的文笔、清晰的谈吐勾起一些当事人的亲切回忆,并给每一位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与会代表的记忆追索与反思中,我们看到音乐界的“改革开放”并非风平浪静。正是在各种思想的激烈交锋与争鸣中,广大音乐家解放思想,完成了一次次超越,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韩锺恩以四个“一”[1]概括了我国当代社会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中国音乐在新时期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意义。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戴嘉枋在提交的论文《震荡与转型——论80年代改革开放前期中的中国音乐》中说:改革开放直接导致中国音乐学人的“音乐观念真正由一元走向了多元,在与创作领域良性互动以及与旧音乐观念的剧烈争鸣、交锋中,彻底地显露了依附于政治的旧音乐观念虚弱、拙劣的本质,并于锤炼过程中初步树立了音乐理论的主体意识和相对独立的学术品格的同时,也拓展了自身的文化视野。”
2、对分支学科的梳理
应邀参加这次高层论坛的专家来自国内音乐学界各个学科领域,大多是近30年中国当代音乐学发展的亲历者、参与者和主要建设者。他们在发言中,紧紧围绕自身所从事的学科研究,结合个人体会,对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学各学科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在当代音乐研究领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梁茂春在发言中回顾了中国当代音乐研究30年的发展历程。他以亲历者的身份从“拨乱反正”、中国当代音乐的特点等方面谈到这个领域30年来取得的飞跃发展和众多成果,他将中国当代音乐研究看作是一个完全与改革开放同步的“朝阳学科”,并将本学科的特点概括为四点:时间的短近、历史的复杂、充满了争议、人事的复杂。他同时谈到,当代音乐研究既充满了禁区——涉及到当代人作为局内人在研究中的局限性和优越性,音乐与政治的缠绕带来的历史复杂性,发展历程艰难而崎岖,因此是一个充满风险的领域,更具挑战性,也充满了发展生机。他建议国内各音乐院校、师范院校应当开设当代音乐课程;音乐理论家应当对当代音乐的诸多问题进行认真思考,使这个学科能够更健康地发展。
在音乐批评领域,常州工学院副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生乔邦利归纳了“回顾与反思”的历史意义和对当下的启示,将其中影响较大的音乐批评思潮归纳为四种类型:新启蒙主义音乐批评思潮、人本主义音乐批评思潮、后殖民主义音乐批评思潮和基于现代化的音乐批评思潮。认为解放思想是“回顾与反思”的思想渊源,人文关怀是“回顾与反思”的理论品格。此间的音乐批评对音乐创作与传播、音乐学学科建设、音乐界树立科学发展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针对90年代以来音乐批评界的种种弊端,作者呼吁要认真研究这些问题,重建音乐批评的社会责任感。《音乐周报》高级记者傅显舟博士在题为《乐评标准与薪火传承》的发言中谈到,搞好乐评,艺术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作曲家、欣赏者、评论家都有自己的自由。在这里,信仰问题很重要的,伟大的作品必须要有伟大的信仰支撑。
在传统音乐与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主编樊祖荫在提交的论文中,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声部民歌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回顾、总结了近三十年来我国多声部民歌的研究历程及取得的成绩,并瞻望了今后的发展前景,对深化已有成绩提出三点建议:加强与国外多声部民歌的比较研究;加强民间多声部音乐的整体研究;加强与创作、教学相结合的应用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杨民康教授发言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构建注重与民族学、音乐学结合,与原有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音乐研究理论,它们的同异体现在“文本方式”、“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研究立场”、“规模范围”、“描写方式”、“研究维度”等多个方面。他建议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开辟下述方向的研究课题:“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传统音乐生存状况研究”,“民族杂居区的音乐文化交融状况研究”,“都市社会的多元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都市社会的少数民族音乐生存状况研究”,“汉族传统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之间的传播交流状况研究”。
在西方音乐史学领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蔡良玉在提交的论文和发言中,针对30年来西方音乐研究领域所呈现的突出变化、成就、问题及今后的希望,谈了八方面的内容:(1)西方音乐研究的学科定位从“外国音乐史”到“西方音乐研究”的转变是学科建设中的重要进步;(2)各种方法论的引进使我们对国外研究现状有了进一步了解;(3)“音乐学分析”方法的诞生是我国西方音乐研究的重大成果;(4)对前人专著的思考以及各种新专著的涌现;(5)西方音乐文献翻译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意义;(6)30年来有两大禁区得以突破,即对西方现代音乐和对基督教文化与音乐的关系研究,是思想解放为这一学科领域带来的新成果;(7)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音乐的思考进一步深入,体现出国内学者的自觉意识;(8)当前的学风问题和翻译出版问题,希望今后能大力推进跨文化研究,实现求知、理解、对话的崇高理想。
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领域,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再生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古代音乐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现状进行了梳理。他提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进入“后杨荫浏时代”,其显著特色有三:一是涌现了一批老、中、青结合的学者群体;二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功力趋向成熟化,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其中许多学者在史学界起到中流砥柱作用;三是研究成果多数具有厚重的学术分量,体现出独到的学术见解与社会文化价值。他把此时音乐史学学科取得的巨大进步概括为“三个突破、两个亮点、一个期待”[2]。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汪毓和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作了简要回顾,对音乐学研究工作的提高和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并希望这次颇具意义的研讨会能够成为一个起点,今后应联合不同领域、不同学会做进一步深入的讨论。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修海林从历史学学科理论出发,结合新时期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分层结构”[3]的问题;并指出,多层开放研究结构的形成,是史学研究趋向完善的标志,推进音乐史学的多层面研究对于学科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冯长春的发言谈到,改革开放后中国音乐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和音乐界观念更新的结果”。他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与实践,是对长期以来“左”的思潮的反拨、不断接近历史真实及对史学人文价值的诉求,但与其他人文学科与艺术学科相比,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仍存在某些滞后和亟待解决之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进步需要观念更新,也期待更多脚踏实地的践行者。
在音乐美学领域,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范晓峰从音乐观念的演变特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三方面,回顾新时期以来音乐美学研究显出的勃勃生机以及多样化、多角度、多论域的观念态势,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外国学术思潮的引进,使音乐美学的本体研究(如音乐存在意义与价值、音乐的本质、音乐存在方式、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开始进入深层问题。学理层面的不断思考和探索,已经显示出音乐美学学科在中国发展的不断成熟与壮大。目前音乐美学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有待音乐美学家做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3、对其他学科领域的关注
在本次“论坛”上,不少与会代表对音乐传播学、音乐教育学、音乐创作、音乐文化学等新兴学科的快速发展进行了介绍。
中国音协原书记处书记冯光钰以《中国音乐传播学与改革开放》为题,梳理了音乐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呼吁学者立足中华文化,有机地吸取传播学的优长之处,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传播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秦序研究员从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谈到我国文化价值观的重大变革与发展。他认为,30年来的成果来之不易,当我们面对改革开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胸中会涌起“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畅快之感。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管建华在发言中着重谈到“音乐学院体制”在时下音乐教育中的现状与问题。他从“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分析入手,论及当今音乐学院体制的重构问题。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刘承华着重从“改革开放中的文化格局及其变化”、“音乐中的文化观念及其演变”、“当前的区域化趋势与音乐文化走向”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改革开放与音乐文化观念的演变”。他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音乐真正进入了自主创新的时代。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田耀农在题为《300年辉煌、100年梦想、30年跨越》的发言中,从“80年代初期的新潮音乐和民族音乐学的大发展”、“80年代后期的流行音乐和音乐美学的大发展”、“90年代的高雅音乐与社会音乐教育的大发展”,以及“新世纪初音乐教育的大改革和大发展”等四个方面,对30年来各类音乐与音乐学科的发展进行了概述。但在自由讨论中,也有代表对作者把1708、1908年作为重要的历史界标提出质疑。
浙江师范大学音
这次“论坛”还邀请了武汉音乐学院院长彭志敏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朱世瑞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庄曜教授等部分作曲家与会,他们分别从创作实践的角度谈了自己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感受。朱世瑞从开放给中国音乐创作带来的收益、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创新主体的生存空间与物质基础、当代音乐创作中创新思维的艺术空间与精神基础、当代音乐创作中创新表达的需求空间与社会基础、当代音乐创作中思维转型与创新成果等八个方面详细地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创作中的创新思维;庄曜提交的论文着重谈到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对音乐创作的影响,认为数字技术已经使今天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工作方式、教育方式、消费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从音乐创作的学习和教育、音乐技术构成形态、互动行为方式、生产和消费等方面论述了数字技术提出的许多新课题和无限发展空间。
从以上对部分与会发言的概要梳理中可以看出,是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使中国音乐学在80年代后进入转型,是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音乐学术的发展,也是改革开放促进中国音乐学人反观中国音乐学的百年历程,站在前辈的肩上向更高的目标迈进。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是促进中国音乐事业健康发展的直接动因。没有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中国音乐学人很难谈到完成“百年中国音乐学术再研究的历史和学术使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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