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碰撞中展开争鸣

与以往学术会议相比，这次论坛的特色除了多学科的交流与对话之外，还体现在一个“论”字上——论坛尽量留出充足的时间给与会代表展开讨论，讨论的主题均出自当日专家的发言，各类热点话题的自由争鸣，使许多话题很快升级为热火朝天的论辩。尽管多数问题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但通过对话、争论了解他人观点，对于问题的深入思考大有裨益。论坛争论的主要话题有：

1、重写音乐史：是重写？还是改写、续写？

“重写音乐史”的话题主要由两个发言引起。

第一个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岩以《关爱与重新审视》为题的发言。他结合自身对陈洪、程懋筠、何安东等音乐家的研究，提出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的评价尺度问题，认为对于音乐家的“关爱”存在不平均现象，应给予民主党派的音乐人士以更多关注。显然，这个话题涉及对近现代音乐史的“重写”问题。

第二个是武汉音乐学院教授、《黄钟》副主编田可文在《“重写音乐史”话语中的地域性研究问题》的发言中提出，中国音乐的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或绝大部分保持着独特的地域色彩，这种地域性的文化(就国内而言)并未得到音乐史学家太多的重视或说是重视得不够。受“重写音乐史”话题的启发，他认为当前中国音乐史研究更应该关注地域性研究，并将其放入完整的中国音乐史体系中去考虑。这应是当前每个音乐史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情，也是摆在每个音乐史学工作者（尤其是边远地区音乐工作者）面前的课题。

2、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实践？还是求真？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谢嘉幸在《从书本到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学面临的第二次转型》的发言中，指出目前部分音乐学家偏爱书本音乐学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学逐步摆脱政治运动的左右，从意识形态音乐学中走出来，完成中国音乐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转型；而当前，我们正面临的是“书本音乐学”的困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面对现在社会音乐生活的诸多现象，音乐学基本处于失语状态，这主要是受制于当下音乐教育体制的僵化和商品化；学科体系的自言自语；从书本到实践——如何面对音乐艺术的实践？如何面向社会文化的实践？如何面向跨文化的实践？

对此，于润洋引用马克思的“哲学解释世界，但关键问题是要改变世界”进行回应。他认为，我们不敢说我们的研究可以改变世界，但要以此为目标。目前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多少话语权，主要原因是我们做得还不够。

其实，茅原的与会发言在论及“音乐生态”问题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强调“音乐学家应该关注现实音乐生活”：

只有当社会真正需要的时候，音乐事业才能生存和发展。只有当社会知道它自己的真正需要的时候，它才会认识到应该要求满足这种需要。

根本的出路可能在于大力推进普及工作，踏踏实实提高群众的音乐水平。音乐学工作者应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基层去，到普通学校中去。

缪也在发言中也提到，希望音乐学界不仅停留方法论层面，而注意学术成果之后的深加工。学术普及工作也是我们的分内之事，能转化为生产力的情况下要尽量促成这种转化。

对此杨燕迪认为，应提高音乐学在三个层面的影响作用：一是针对实践音乐家，为他们提供可靠、可用和可行的智识参照，同时也为音乐学家自己留出充足的发展空间；二是针对普通乐迷；三则针对文化、知识界，达到真正的对话和交流。这和杨燕迪在80年代后期的观点有明显不同。从强调学科自立，反对直接服务于实践，到主动切入音乐实践与音乐生活，但量力而行，强调保留自主空间。一个附属，一个自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王安国和杨燕迪在20年前，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曾经针锋相对，而20年后，二者都在朝对方立场转移，但这种立场的转移更加符合实际。

多位专家都对自身和青年学生提出希望，做一个读书人，甘于寂寞，抵制商品经济条件下各种不良倾向的诱惑，做好自己的事，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3、理念的实施者：是领导？还是个人？

魏廷格在主题发言中强调，只有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才有可能实施这些理念，就像蔡元培、萧友梅曾经所做得那样。

魏先生将学科发展寄希望于某位领导的观点，即刻在会议上引发争议，戴鹏海、居其宏和朱世瑞等人均认为，解决学科问题、促进学科建设首先要从自己做起。

4、民族音乐学的主体：是音乐？还是民族？

杨民康的发言《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引出“民族音乐学的主体是音乐还是民族”的讨论。杜亚雄谈到美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去音乐化现象；修海林认为学科的最终关注点应该是通过音乐来关注人；赵宋光提出，音乐民族志与民族音乐志的区别在重音，是在第一个音还是在第三音？二者的区别重点在人还是在对象？杜亚雄和杨民康二人的侧重点完全不同——杨民康是研究人，杜亚雄是研究音乐。

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罗艺峰教授提出，应该从文明交往论的角度来思考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音乐学成就，从这一理论角度出发，会获得全新的认识和史观，也可能脱出“中西关系”二元对立的思维，全面刷新20世纪中国音乐史的面貌，进而从整个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高度来认识我们的现代音乐文化建设。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宋瑾在发言中，着重谈到中国音乐学研究的创新问题。他认为，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引介国内外相关成果；加强研究深度与广度；运用新知识拓展新视野；挖掘中国古代学术资源；开拓新学科。他还谈到两点思考：音乐学研究三结合原则和音乐学创造三类型。

本次“论坛”讨论的问题之多，涉及面之广，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研讨会中所少见。在与会代表中，老一代音乐学家是以亲历见证人的感悟历数改革开放30年的成绩和教训；中年一代音乐学家以改革开放第一批受惠者的体验，展示拓展思路、大胆创新的胆识；改革开放十年以后崭露头角的“新生代”，他们的想法无拘无束，展示了中国音乐学的未来。三代学人都就所关心的问题畅所欲言，为音乐学各学科领域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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