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上海音乐学院首届音乐学术周
    暨第二期“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专家讲习班”“音乐文化的写作”系列专家讲演之九

    杨燕迪“音乐与文化之关系再论”

    时 间:2009年11月4日星期三 09:00~10:00
    地 点:上海音乐学院新教学楼中414
    演讲人:杨燕迪教授
    主持人:韩锺恩教授

    整理人:吴艳
    图片:刘斐雅

     

     

    杨燕迪教授根据此次讲习班主题“音乐与文化的写作”,将音乐人类学对“音乐与文化关系的三重理解”作为此次演讲的切入点,这三重理解分别是文化中的音乐(music in culture)、音乐作为文化(music as culture)、音乐即是文化(music is culture)。杨教授指出这三重理解是通过不同的介词来界定音乐与文化的不同关系。无论是作为三个阶段,还是作为三个角度,它们都提供一种进入音乐与文化关系探讨的思考角度,进一步反思这三种不同的音乐文化观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音乐文化解读策略。杨教授首先对三种关系进行分析:第一种关系是“music in culture”,关键词在“in”,翻译为“文化中的音乐”。“in”译为“在……之中”,用A与B表示的话,就是A在B中,也就是说音乐在文化中,音乐小于文化,文化支配音乐,A是B的一份子即意味着A不是B。第二种关系是“music as culture”,音乐作为文化,“as”译为“作为……”,A作为B,A与B不是一个东西,但密切关联,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看待,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音乐,A大约等于B。第三种关系是“music is culture”,音乐即是文化,A与B合二为一,同体同源。音乐就是文化自身,不是外在于它的“他者”,音乐等于文化。杨教授于是提出疑问:既然音乐与文化是A与B,可见有了分离,那么为何分离?何时分离?分离的结果是什么?杨教授的理论思考出发点是音乐与文化的复杂关系,导源于“现代性”社会发生以来,艺术的“自律性”逐渐的产生和发展。杨教授认为音乐与文化分离跟音乐的自律性有着很大的关系。

    音乐的社会身份,从现代性的角度看,一个文化的“内者”逐渐展开和异化为一个文化的“他者”。音乐从承担明确的社会功能(祭祀、礼仪与政治需要)的“附属文化”转变为不再承担明确社会功能的“自由艺术”。这种现象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现代性社会才带来的。有关音乐“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文献,杨教授列举了以下文献:《音乐的“现代性”转型——“现代性”在二十世纪前期中西音乐中的体现及其反思》、《修补裂痕——音乐的现代性危机与后现代状况》(Music: Healing the Rift)和莉迪娅?戈尔《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这些文献对音乐与文化的分离做出了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杨教授进一步指出音乐现代性进程有一些重要性指标,如音乐厅文化、音乐家的职业化、1800年的关键性指标、作品概念的稳固和音乐学院体制的建立。显然,中国的音乐现代性进程有所不同。杨教授认为中国大约在“五四”前后进入这一现代性进程,至今仍在途中。但无论怎样,音乐与文化的分离是现代性的后果,已是事实,不可逆转。

    以上杨教授给大家分析音乐与文化为什么出现分离以及分离的后果。接下来,杨教授对目前可能的音乐文化解读策略做了分类和分析,这里依然按照音乐人类学关于音乐与文化的三个范畴或者三个思路切入。

    首先,“文化中的音乐”,主要解释的是音乐置身其中的文化语境及其对音乐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处理音乐的实体,而是音乐的外围。这一思路的方向是围绕音乐,但不一定进入和触及音乐。杨教授以海顿的社会身份研究为例证,从“海顿1761年受雇协议文书”中分析海顿当时的社会身份以及这种身份对他的创作起到的影响。这种对协议的社会学考察,就是“文化中的音乐”的解读。

    其次,“音乐作为文化”,主要针对的是音乐的行为、观念和形态中所隐含的文化信息和暗示。音乐映照文化并影射文化,主要研究的是音乐的社会文化功能,音乐的结构中的社会信息。以麦客拉蕊(Susan McClary)《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Femine Endings: Music, Gender and Sexuality)研究西方调性的“男权中心”映射为例。此书提出西方调性功能和声体系中的“理性化”路线等,可看出总的路线是朝向音乐之外——以音乐为媒介和通道来理解文化和社会。又如Max Weber所著的《The social and rational foundations of music》探讨西方的“音体系”材料如音阶、和声、调性等如何体现和映照了西方整体社会的“理性化”进程。通过音乐来解析西方社会的行为方式,从音乐开始,但最终是音乐之外。

    第三,“音乐即是文化”,主要考察音乐本身作为人类心智产品,其结构和语言中所承载和表达的文化意蕴和思想感情。这和上述有所不同,方向是导向音乐自身,停留在音乐自身中间,虽然向外,但最终的结束处仍然在音乐。总的路线是从音乐开始,走到音乐之外,但最终停留在音乐之中,因为音乐就是文化。以李皖“浪漫漫流大地——新疆音乐如是我闻”(《读书》2009年第10期)对新疆音乐解读为例证。他对新疆音乐提供个人性的、感性化的文化描写与解读,是音乐精神内涵的诠释,从新疆人的生存境遇出发,但回到音乐本身。又以杨教授本人对勃拉姆斯作品(钢琴间奏曲作品118之6)的文化解读为例,提出诸如“末日经”的死亡意象、半音性的心理暗示、进行曲的文化联想、力度音区等音乐要素具有深厚的文化沉淀,把生死之间复杂关系做了生动的音乐写照。

    上述三种解读思路和策略应该形成相互平行与彼此支持,而不是相互替代和彼此对立的局面。此外,杨教授提出一个深刻的吊诡悖论:“自律性”的音乐解读(音乐与文化脱离)达到的却是“音乐即是文化”。

    最后,杨教授对音乐的“跨文化可能”作进一步的辩护和引申,并对这一可能的当下社会文化意义做出思考和建议。音乐一方面是由具体文化所决定的,但音乐作为人类的精神因素又是超越具体文化的。我们需要越来越透彻地抵达每一种具体音乐文化的内部,而这种抵达越深入,我们就反过来越接近人类的文化与精神共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理解距离我们时空非常遥远的“异文化”的根本原因——因为我们都是“人”。人生的根本性命题是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喜怒哀乐。这里需要重新思考:文化价值相对论与文化意义普遍性的辩证统一。

    杨教授的演讲引起在座专家的积极回应。首先郑苏教授提出音乐人类学学科强调差异忽视共性的事实,并询问杨教授对《阴性终止》结论如何看待?对此,杨教授认为书作者对音乐做了很好的分析,但是也存在一点问题,如将莫扎特G大调钢琴协奏曲中五小节乐句分析为个性的反抗。随后洛秦教授指出音乐人类学学科强调文化价值相对论,但很大程度上回避了艺术价值的问题。洛秦教授进一步提出从作品中解读“音乐即是文化”是否具有解读的普遍意义?在此问题上杨教授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薛艺兵教授认为杨教授从实例很好的阐释三者关系的写作策略问题,提出西方音乐的个人作品特征与传统音乐的群体文化特征在分析时其差异性是什么?杨教授认为传统音乐是集体性的,艺术音乐是个人性凸显,个人性是艺术性的宝贵特征,两者分析差异很大。萧梅教授认为李皖是主体间性的对新疆音乐的感受,与周吉将新疆音乐剥离出来是不同的,而这种剥离出来的差异才可能追求人类普遍的互相同情。相对主义在承认边界的时候认为没有真理,而“他者性”是在承认边界的同时相信人类的共性。萧梅教授还对薛艺兵教授提出的问题做了回应,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是通过演奏家的个性体现出审美境界。管建华教授认为新疆人对音乐的界定是与身体无法分离的,而我们基本上属于听觉艺术,那么如何界定他们的音乐,我们往往将之界定为歌舞。杨教授认为这个问题取决于音乐学院的建制,西方音乐的根本性是书写性。西方音乐也不是与身体没有联系,但是需进一步思考音乐学院作为现代性产物,在本身带有西方印迹的情况下,如何纳入多元文化还在进行中。郑苏教授最后提出5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将阿炳音乐研究的切入点是作为作品,但实际上不应该作为作品。

    讲习班所有演讲文稿,请查阅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网站www.anthromus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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