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音乐学院第五届研究生艺术节名师讲堂

历史音乐民族志写作的理论与实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俄侨“飞地”的历史叙事及其文化意义阐释

讲座人：洛秦   教授

主持人：吕雪源   硕士研究生

时    间：2010年11月2日 10:00—11:30

地    点：中603

主    办：上音研究生部

综    述：江山

作为第五届研究生艺术节名师讲堂这一活动板块的组成部分，今天我们有请到洛秦教授来为我们做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的讲座。洛秦教授是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音乐研究所所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音乐艺术》副主编、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首席研究院、中国艺术人类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第十届政协委员。

洛秦老师这次讲座的内容是“历史音乐民族志写作的理论与实践——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俄侨‘飞地’的历史叙事及其文化意义阐释”。首先，洛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历史音乐民族志该如何写？洛老师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居住的一批俄侨为案例，研究了俄侨在上海居住的几十年中不仅为俄侨在上海这些移民作为一个社区、一个社会起到一定作用，甚至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段历史是属于历史学？社会学？音乐学？或者其它？这有待于继续探讨。

一．书写理论思考

洛老师提到“我们怎么来看待历史、怎么写作历史，是这门课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传统史学是以精英为主题的，史学家不可能把每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记下来，因此需要选择。毫无疑问，精英在历史的发展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精英不是空中楼阁，这些精英音乐家的存在是有对象的，要有人演奏，有人去听，在什么样的社会里听，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听，就决定了作曲家们写什么样的音乐，常规的传统历史里面比较少的去讨论这一部分问题。我们只去欣赏精英历史这些财富是不够的，还要了解这些财富是怎样产生的。近年来，现代历史学家们提出了整体史的思想，一百个历史学家就有一百个历史，我们该怎么理解？洛老师在这里所做的尝试就是把音乐家所生活在特定社会里面的内容纳入视野，把不被传统史学所思考的小众人物、不被重视的因素也纳入视野，作为一个学术语言，可以叫做民族志的写作。在中国，志的写作是有传统的，经过近来来学者的思考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志的写作方式，有人称为“实验的民族志”，这种写作不光写时间、地点、人物，还包括了内容、过程、作者在场（即把写作者纳入在志的写作之后之中）。这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学术理念——阐释和叙事。

历史的研究永远是探索真理的途径，而真理永远只能被接近，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只能是部分而不是全部，民族志的写作也就体现了真理哲学的最核心问题，因为历史不能全然真理性的再现，任何历史的文本都是部分的真理，因此我们要通过新的叙事方式来“重构”历史的过程，在这样的前提下阐释个人的解读。

题解与修辞

在方法论之后，洛老师切入了研究的案例部分，首先讲了什么是“飞地”。飞地就是一批人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但在新地方的社会生活状况跟原来基本相同，就好像生活在原来的社会，这与移民是不同的，移民可能全部被同化，但是飞地不会。当年的俄侨飞地就是如此，因为十月革命导致一批俄罗斯贵族移居上海，有人称其为“一个新的俄国首都”。

洛老师提到他做此课题的目的就是想将人类学的民族志的方法用于音乐历史研究，通过不同学科方法交叉融合的尝试，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音乐人类学的城市历史研究探索一条可行之路，不仅关注移民音乐的多元结构和对本地文化的接纳统合，还要以音乐文化诗学的模式、通过历史研究中的叙事和阐释来探讨和解读那一段历史中俄侨飞地的意义和作用。

二．书写实践尝试

在这一部分中洛老师介绍了他是如何来写作的。他做了一个大事记的统计，从1915年最早出现在上海的俄罗斯音乐活动一直梳理到1947年，在这32年中活动相当多。例如：演出、开办学校、在国立音专授课、成立联谊组织、举办评选等，这种丰富的音乐生活状态是我们现在都达不到的。这些活动中有80%都集中在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末，俄侨音乐飞地的社会就是在近十余年里形成的，在此期间在沪定居和演出的有据可靠的俄侨音乐家有400余人，数量是很惊人的，这种现象是政治社会和历史趋势的结果。

从1920年开始，一直到三十年代末，总共有两万多俄侨进入上海，他们最多居住在法租界，有11261人，其次是虹口和公共租界，因此法租界被称为是“俄租界”。另外，他们在此生活会受到很多歧视以及遇到生活上的困难，他们通过一些文化组织来保存自己的遗产，例如图书馆、宗教等，这是俄侨经济文化的一种自救，使上海成为了“东方的彼得堡”。

首先，以音乐作为生存职业和生计手段。在130人的统计中从事音乐的就有50人，这个比例是很大的，例如工部局，总共54人，乐队就占21人，人均年薪3000元，是普通居民收入的7.5倍。还有相当数量的业余人士在从事家教，靠着社会需求来推动他们的活动。

另外，俄侨飞地里的生活差距是很大的，有很多人从事舞女行业，她们地位低下，收入很少，生活困难。

其次，以音乐作为感情交流和社交方式。在这个离散的社区里，这些不同的社团组织担负起了振奋俄侨民族、弘扬斯拉夫文化的任务。例如，他们认为俄罗斯所有演员都是要为俄罗斯艺术服务的，他们为具备音乐天赋的俄侨青年提供最有利的条件来学习，还在上海筹建俄侨音乐学校，向世界广为传播俄罗斯的音乐、戏剧等等。

第三，以音乐作为灵魂洗礼的宗教内容。如果说当音乐作为生存职业和生计手段是促使上海俄侨音乐飞地得以存在，这还只是最基本的层面，是民族自身的经济自救；如果说以音乐作为感情交流和社交的方式，促进了俄桥社区中俄罗斯传统和文化得以保存的话，它呈现出一个更高的层面，是民族之心的文化自救；如果以音乐作为灵魂洗礼的宗教内容是支撑旅沪俄桥离散群体宗教信仰及其活动得以实施，它的价值就体现为最高的层面，是民族之灵的精神自救。对于俄桥离散的民族而言，身的自救是生理本能的需求，心的自救是起到维持血缘与社会的作用，而灵的自救是离散群体规划精神、宗教和信仰的。

那么自救的意义是什么？

1.文化避难

俄侨飞地音乐作为心灵慰藉和精神支柱，承担起维系和传承民族精神的有效的手段，基督教的神父这样说“俄侨长期居住国外，深感被同化的忧虑，因为他们远离祖国，失去了与俄罗斯人民的联系，只有通过丰富的精神生活、增强宗教的信仰，才能使俄侨得以作为统一的俄罗斯民族资源存货下去”，因此唱诗班的大量的活动成为了他们的避难。

2.文化传播

飞地的音乐与斯拉夫传统的输出。1947第一批俄侨离开上海的时候，时代日报报道说：“苏联文化人纷纷回国，寂寞了上海国际艺坛文……”可以说俄侨对中国音乐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不仅是传播，还未中国培养了众多人才。例如中国之所以会出现刘诗昆、傅聪、李翠珍、郎朗、李云迪等演奏家离不开查哈洛夫，是他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文化认同

俄侨不仅是把西方音乐输入中国，并且还对中国音乐进行认同。例一：齐尔品，除了办比赛，还对音乐活动进行捐助，还想写歌剧《红楼梦》，让鲁迅写剧本。例二：很多指挥家、作曲家都写了大量中国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这种思考的思路是如何产生的呢？洛老师提出了音乐人事与文化关系的一种学理模式，称为“音乐文化诗学”。这种诗学的理论就是，研究对象不光是音乐自身，更多的要看到音乐的人和事，涉及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宏观层：历史场域，其不仅是“历时过程”，而且也是“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它是音乐人事与文化关系的重要时空力量。第二，中观层：音乐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社会或区域中地理和物质空间及其社会结构关系，其是音乐属性的，由该音乐人事的生存及其文化认同范畴所构成的。第三，微观层：特定机制、特指直接影响和促成及支撑“音乐人事”的机制，其特征表现为意识形态、支配力量、活动或事件等因素。

也因此，这种研究模式的学理关系表述为：结构性的阐述，音乐的人事与文化关系，是如何受特定历史场域作用下的音乐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特定机制影响、促成和支撑的。一定有某些直接影响和支撑着这些音乐人事活动的运作的机制，才可能让音乐社会持续下去，这种模式的结构就是结构性的阐述音乐的人事与文化的关系是如何受历史场域作用下的音乐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特定机制的影响所促成的。

那么是什么机制促成产生这样的社会呢？

第一个重要机制是60%的俄侨音乐家构成了上海工部局乐队的职业音乐家，他们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经济保障、娱乐、信仰寄托。第二，一批重要的俄侨音乐家以国立音专作为平台，辅以上海俄侨专业音乐教学的一些团体，无形中形成了西方音乐文化传播和对中国文化认同的教育基础。第三，租界，从音乐上讲租界是中国近现代音乐转型的庇护地。

最后，洛老师还解答了大家的问题并和大家进行了讨论。

于长军：请问洛老师有对音乐飞地里面的音乐现象与本土音乐之间的关系和差异进行过比较吗?

洛老师：我还没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差异肯定有，因为是在不同的场域里面，但音乐主体不存在差异，例如在彼得堡和在上海演出的剧目上可能有差别，因为两者的社会作用是不同的，演出目的不同，听者的心理也是不一样的。

学生：前面您讲到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以前的历史学家在写志的时候也是有一定学理的，但是为什么没有记录您所提到的没被关注的部分，这种新的写作方式只是因为观念的不同还是一种进步？

洛老师：只要动笔写了就是有学理的，任何历史学家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写作的，例如乾嘉学派，他们认为只有把古人讲的理清楚，才能弄清谁对谁伪。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提倡“人民创造历史”，这也是一种治史的思想，这些不被史学家所记载的绝大部分小人物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现在我们觉得历史有很多东西还没写，写下来的就一定对吗？现在披露的很多材料都发现以前记录的是错的，写下来的不一定就是历史事实，历史是可以不断被修正的，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不写真实的？写下来的事情在当时到底是怎样的？过去写史都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写，但这也不是客观的，因为你还是你，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对事物的理解，还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站在什么立场、拥有什么知识，你就会对问题有不一样的理解。不能说现在就比以前进步，每一时期写史都有特定的视角和价值。我们现在也只是一个阶段性，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思考。

李娟：飞地内向性和外向性的特点是贯穿始终的，在它们内外交叉的同时有没有阶段性的不同？

洛老师：这个问题我没有涉及，按道理应该是会有的，但是我的兴趣不在于它在哪个时段向内，哪个时段向外，因为志的写作不像历史的写作要有时间性，我是把所有的东西铺开来，做一个横向的处理。这些特征很难有先后的顺序，并不是说先有经济自救，再过几年有精神自救。在1945、1946年左右，精神自救的结构比前期要好，而经济自救的价值在起初凸显的比较突出。这个问题很难讲，俄桥的历史时间短，只有30年，不能区分的很具体。

学生：以前的传统史学关注精英文化而缺少草根的资料，您是怎么处理这种困难的？在对俄侨飞地的这一对象来说草根的资料比较容易，但在历史上来说，比较远的历史资料是难找的，没法进行口述访谈等方法，您是怎么解决的？

洛老师：精英史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我的意思是要把眼界拓宽，不仅仅要看萧友梅写了哪些作品，还要看他做的其它小事情，例如国立音专建设时期的账目都是他管的，这种事情就不是精英史中所关注的。再例如俄侨的工资，这也不是精英史会去考虑的，但这恰恰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种资料能够把一个人的形象立体化，如果能把一个作曲家的各方面都写到不是更好吗？精英史中只写几个重要的人，但还有绝大部分人是以家教等作为生存手段，这样的话整个社会的多面结构才会展现的充分。

不是说这种新的写作方法就是一种趋势，也不是说必须这样做，学术有不同的层面，每一个层面都是对真理探索的途径，做作品本身也好、历史事件也好，各种可能性都有人做，都做全了那更好。余地是很大的，同样可以写作品、写小说、甚至可以以虚构的故事来展现他们的生活（以史实为背景）。

田岛十信子：飞地音乐和当时的流行音乐有没有交叉和融合？

洛老师：俄侨的飞地和上海的流行音乐现象，在音乐创作上我还没看到有交叉影响，但在活动上有，很多舞女去舞厅跳舞，很多舞厅的乐队也是俄侨的，在生活上是有很多联系的。

吕雪源：俄侨音乐与其它外侨的音乐之间有没有联系？

洛老师：好比说犹太，在工部局乐队中有很多犹太人，但他们的社区是不交叉的，犹太人主要在虹口，俄侨在法租界，在公共活动中（例如演出）是在一起的，所以肯定有些联系。另外还有一些西方人，也是有联系的。创作上肯定也是会有联系的，我还没具体查，但后者不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

唐寅：最早俄罗斯的音乐家是往哈尔滨迁徙的，很多人在那没立住脚才往上海迁的，这有什么原因吗？　　
洛老师：这个问题很好。在哈尔滨无法生存最重要的因素是租界，上海租界给予的优惠条件及上海作为港湾城市自由化程度最高，这些租界位这些人提供了重要的庇护所。而且哈尔滨有点排俄，因此俄国音乐家不是太多。另外像青岛、武汉、天津，都无法形成像上海这样的气候，这也是我在思考的问题。

这次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洛老师对于音乐学写作方式提出的一些新见解与新方法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对于俄侨音乐飞地这一案例的详尽分析也使我们看到了学者对于学术的认真态度。至此，讲座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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