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多元的、作曲家很自由——当代世界音乐创作百年回顾
著名音乐学者周勤如2017上海音乐学院春季系列讲座(一)综述
2017年3月27日下午,周勤如先生上海音乐学院的系列学术讲座在北214教室拉开序幕。首先,“西方音乐分析研究”团队首席教授陈鸿铎对周勤如先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道:周老师是一位资深音乐学者,旅居美国几十年,音乐研究涉猎的范围广泛,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在音乐分析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也有很多成果。本次团队邀请他来,就是希望能够共享他的研究成果,推动上音分析学科的发展。
作为系列讲座的第一讲,周先生首先指出,尽管这次讲座以音乐分析为中心展开,但并非只讲音乐分析,但是任何一个子学科都不能脱离一个整体而存在。学科划分过细、中西方音乐理论分开设置是有一定弊端的,音乐的基本问题不应该分这么多学科。音乐分析与音乐的“整体问题”是有联系的。因此在这一讲中仅有一小部分具体的音乐分析,大部分是对整体潮流的把握。宏观来说,要看潮流、看倾向、看方向。微观上也并不只看技术,还要看看作曲家在考虑作品时所体现出的不同角度、作曲家的音乐修养及他们对音乐的理解。例如,人们喜欢老柴的音乐,并不完全因为他的技术,而是他的作品经久耐听、波动了人性的心弦。再如与巴赫同时代的泰勒曼,技术并不差,他的作品一样的好听、结构严谨、格调高雅。但是最后人们认为巴赫是近代音乐之父,而泰勒曼没有得到这个桂冠。他们的差异究竟在哪里,这个是我们作为音乐理论家应该考虑的内容。否则,我们很容易将技术问题夸大,认为技术就是一切。技术当然是要学的,因为作曲里面有工艺性,有工艺性就有技巧性。恰如郭文景所说,“作曲是个活儿”。但技术绝不是决定性因素或唯一角度。
第一讲的主题是《世界是多元的、作曲家很自由——当代世界音乐创作百年回顾》。由于这一百年的话题繁多,本次讲座从源头说起、择重点内容而谈。第一个主题是“从源头说起——约翰·凯奇(John Cage)的实验主义结出了什么果实”。
约翰·凯奇的音乐观念并不是一直受欢迎的,当时就有人对他提出过质疑。1982 年 11 月 1 日,年轻的美国作曲家查理斯·班瑞( Charles Berry) 写信给凯奇,尖锐地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您已经用了几近侮辱性的字眼把作曲艺术彻底搅乱了。通过用您所说的“任何东西以及所有的东西都是音乐”给音乐重下定义,您已经把“音乐”这个词儿弄得毫无意义。如果什么东西都是音乐,那么“不是东西”也是音乐。于是,作曲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没事干了,要他们做什么?
第二,您已经声明:“我的目的就是铲除目的。”您成心要让所有的作曲家们从他们的音乐中把美、诚、乐、悯、情、爱剔除出去。您成心要让所有的作曲家们忽视几千年来人类所喜闻乐见的基本音乐品质。
第三,如您倡导的虚无主义音乐哲学和杂乱无章的社会音乐学实验所愿,大多数年轻的作曲家们已经完全疏远了其他音乐家和音乐会听众。绝大多数(美国的)音乐会听众在醒悟到大多数二十世纪作曲家们的作品无非是了无诚意的瞎闹之后,已经对新音乐完全失去了兴趣。您已经引起了本世纪音乐文化几近彻底的瓦解,并且没给我们(年轻的作曲家们)留下任何创作余地。我们得不到赞助,我们的音乐创作动机持续地受到质疑。我相信伟大的“现代音乐大主教”约翰·凯奇是一位在喝了迷魂汤的绵羊一般的观众面前表演子虚乌有杂耍的喜剧演员。他的艺术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对艺术的亵渎。
凯奇在回信中不无“禅意”地写道:
看来令你愤慨的是我的那些文字中的主张。我建议你别去管它,把兴趣集中在你自己身上,把注意力转到你所相信的地方。我就是这么做的,于是找到了能允许把噪音和乐音音响都引入音乐作品的替代作曲方法。我重新发现了制造音乐的更具传统意义的方案:第一,以自然的运行方式模仿自然;第二,以清醒冷静的心智审视和揣度其影响。于是,我从自我表达中解脱出来,音乐[对我]变成了一种修炼,一种生活方式。我常常注意到对新音乐感兴趣的人少得可怜。在我的作品获得具有支持力度的接受之前,我已经 50 岁了。现在我更老了,而我的作品仍备受争议,正像你的感觉所证实的那样。
在这段舌战中,Berry代表了对音乐艺术性传统的捍卫和对作曲家群体与“大众” 关系的关照,而Cage提出了否定传统观念的极端的音乐定义并付诸以作曲家个人意志宣泄和“小众”化为特征的创作实践。1980年代的美国音乐界对新音乐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派人主张捍卫传统,但他们捍卫的是传统的基因、是“经典性”,而不是在创作上走老路。另一派人就是以约翰·凯奇为代表的,他们要“跳出传统”。他们的态度是真诚的,初衷也并不是刻意破坏,但他们对音乐的某些认知是肤浅的,因此做法并不成熟。
约翰·凯奇提倡音乐要回归自然。他的这个观点的存在不能说合理,但一定事出有因。我们既不能仅以“存在即合理”的论调盲目地接受他的理念,也不能一概否定它,应该进一步理性地审视它的原因。约翰·凯奇观念的内核——回归自然——是合理的,但他的做法错了,他错误地将如何张扬“个性”等同于“回归自然”。他把艺术的定义推到了极限(趋近于零,但并没有否定),觉得“艺术就是生活”,任何音响和任何非音响都可以成为音乐。显然这是有问题的,艺术应该是高于生活的。
周老师认为,对约翰·凯奇进行评价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切入:首先可以观察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什么样的音乐。讲座中例举了从音乐史书中选取的Tom Johnson的作品 Celestial Music for Imaginary Trumpets (为想象中的小号而作的仙境般美妙的音乐,1974)等三个典型的实验主义音乐的例子。
其次要看约翰·凯奇晚期的创作。凯奇的创作不仅仅只有《4分33秒》。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Suite的一个乐章看出他“狡黠”的地方。它尽管已经没有音符了,但是给人一种美感,并且它仍然没有离开一个共性的地方——结构力学的原理。所有的建筑都必须遵循建筑力学的基本原则,这是我们音乐理论研究应该要重视的观念。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往往很容易忘记最简单的东西,而它们却往往起着关键作用。可以说,尽管凯奇影响了上述一批追随者去做更夸张的实验音乐,但他自己并没有离开这些基本原则。此外,在凯奇于1991年创作的晚期作品Two 5 for trombone and piano (1991)中,我们能够听出约翰·凯奇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所创作的作品还是“有人味”的,尽管这样的创作过于简单,不是在追求音乐的艺术性,但是看得出他在追求一种自然的和谐。
最后通过聆听实验乐派“最后的独行者”约翰·路德·亚当斯(John Luther Adams)的作品,探讨一下这种实验主义音乐在1992年凯奇去世以后的发展方向。本讲例举了他的两部作品:INUKSUIT(2011)及Songbirdsongs for 0ttavino, ocarina, percussion (1974-1980)。前者属于行为艺术,在一个空旷的场地进行各种打击乐器的演奏。后者是模仿鸟语,只用西方的两个小笛子和很轻的打击乐衬托。音乐本身非常安静,有意不追求交响性的动力感、不用伴奏和渲染之类的手法,这是一种几近自然主义的音乐写法。
总结以上,我们可知约翰·凯奇开启的实验主义音乐潮流是对以勋伯格为代表的早期经典序列主义音乐思想的反动,当然也是对一切经典性音乐原则的离经叛道。实验主义不是一种音乐技法或风格,而是一种极端自然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的文化理念和行为模式。实验主义核心思想的积极要素是“走向自然”,但其对“自然”的理解肤浅,走入个人宣泄的极端,是对音乐艺术的解构和人性的扭曲;后期出现的“自然模拟”音乐写法也远未达到成熟阶段。正如勋伯格所说,约翰·凯奇是预见后现代思潮的“先知”,他“不是音乐家,而是革命家”。
本次讲座的第二个主题“先锋乐派以是否坚持音乐的经典性为分水岭走向分化”。
通过先后聆听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1928-2007)的Oktophonie (1991-92) ;利盖蒂(György Ligeti,1923-2006)的Mysteries of the Macabre (死窟之秘事,1992,女高音与乐队版);沃尔夫冈·里姆(Wolfgang Rihm,1952- )的Gruβ-Moment 2 in memoriam Pierre Boulez for orchestra (2016)等几部作品,引出如何评价这类先锋派作品的问题。
周老师认为,我们要以理论家的身份去评价这些先锋派作品,不能从个人主观喜好出发,应该有客观的准绳。因此他提出了“经典性”这一原则,该原则有四个方面的表现:简明(表述)、严谨(结构)、高级(格调)、有趣(艺术)。我们要用这四个方面去衡量这个作品是否能经得起严格、理性的考量。尽管这里例举的都是大师的作品,音乐的质量是没问题的,但其中潘德烈斯基和利盖蒂的音乐是较为成熟的。他们的音乐不是靠新材料的不断叠加,而是靠一种内在的东西吸引人,符合经典性的原则。他们是真正的继承者,也是开拓者。正因他们的作品存在,不能说二十世纪音乐是“断裂的”、“失衡的”。里姆的音乐是对序列主义音乐的较好的承袭,写的很严谨又富有感情,他是把序列音乐带着走向现代的人。这些音乐在具有良好的结构聚合性(coherence)从同时,非常有感情、有内容。这些内容可能一时说不清楚,要反复听去分析和领会。施托克豪森的晚期作品和早期作品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虽然他的音乐也很好,但始终是停留在技法层面上。
总体而言,在这个大潮流中,作曲家仍表现出明显的美学、创作理念和技法上的差异。经过半个世纪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差异并不主要反映作曲家的个人风格或修养,而是反映作曲家的经典意识和对经典性原则的认同。追随哪一派不是成败的关键;是否从起步阶段就有明确的经典意识才是作曲家毕生探索的明灯和新音乐走向下一个经典高峰的定海神针。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所有对二十世纪音乐的史学和技术理论的研究还没有达到认识事物本质的深度。
由于时间关系,第三个主题“超越先锋派,走向新调性”未能全面展开,但周老师指出,二十世纪80年代之后音乐潮流的主要走向不是“回归浪漫”,而是“超越先锋派”,历史是永远“不走回头路”的。具体的观念和作品例证将在后续讲座中补充。
周老师深入浅出、幽默而丰富的讲座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讲座结束后,有同学提问到:您刚才在评价潘德列斯基的时候,对他的评价非常的高,从您的表述当中我感觉到您评价的标准可能是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它可以波动您的心弦”,还有一个是“内在的动力”,这种回归“是一种超越性,不是回归到新浪漫主义”。我的问题是您觉得他的超越性主要体现在哪里?
周老师回答道:这个问题这节课本来要讲的,时间来不及了。我们通常认为这些作品是“回归浪漫”,这是不对的。二十世纪之前的历史,已经被里曼、达尔豪斯这类的史学家梳理得很清楚了,但是二十世纪音乐似乎尚未未得到很好的梳理。我们现在看到的二十世纪音乐史的代表专著中的一些表述是有偏见的,体现在他们着重在说实验派和先锋派,而对浪漫主义的东西是忽略的、很少涉及的。
事实上浪漫主义从来没有断过,拉赫玛尼诺夫就是典型的浪漫主义,他从来没有“投降”过。再如谢德林的作品《安娜·卡列琳娜》,语言上虽然稍微有些新东西,但思维就是继承老柴的,是老柴的现代版。也就是说,在别人在做序列音乐时,浪漫主义也在进行。浪漫主义是一种思潮、一种写法,是在二十世纪并没有“被消灭”的一派。所以他们的不应该称为“回归浪漫派”,而应该是“超越先锋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