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9日下午15点30分，来自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的　罗基敏　教授在上海音乐学院北215教室举办了题为“1950年后的德国音乐学”的讲座。这是　罗　教授继“由整体音乐大环境观音乐学在德国”后的第二场讲座，是上海音乐学院“高峰学科西方音乐史团队建设项目”之一，主持人为　孙国忠　教授。　　

　罗　教授基于《Die Musik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简称MGG）》中“阿多诺”与“达尔豪斯”词条展开了本次的讲述。阿多诺作为德国1950年以后哲学家、社会学家，同样也是重要的音乐学家之一。其一生著有文集二十余册，涉及社会、哲学与音乐，他也参与了法国的新音乐假期班，这是一个作曲家与音乐学家交流的平台，对20世纪音乐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此外，阿多诺尤其注重对“新”音乐的关注，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出20世纪的音乐是前进的，不能走“回头路”，只能延续十二音、无调性音乐的道路。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一书不仅对作曲家有影响，而且对音乐学家也有重要的意义。在他这本书中，讨论最多的两位作曲家是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他认为勋伯格的音乐是进步的，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是退步的。阿多诺的音乐观极其纯粹，不拘泥于世俗的音乐观。因为在他看来，音乐是至高无上的艺术，并不是为了追求时髦，所以他会批判斯特拉文斯基、理查·斯特劳斯等作曲家。但　罗基敏　教授认为，我们对待阿多诺的音乐批评要辩证看待，思考他为什么这样说，重要的是思考的过程，不是结果，着重理解作者言论的出发点和主要意图是更为重要的。最后，　罗基敏　教授又讲述了阿多诺提出的另一重要概念“基材”（material），基材不是天然生成的，都有背后深厚的背景，如何处理材料随着时代而变得不一样。　　

作为深受阿多诺影响的瑞士音乐学家、哲学家、音乐美学家达尔豪斯对音乐同样有着独特的思考，并对德国音乐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达尔豪斯读书期间除主修音乐学外，还辅修了哲学、德语文学、历史学和艺术史的课程，所以不难理解他在谈论音乐时带有与众不同的开放、独特的学术品格。达尔豪斯在读博期间，从事了多种音乐学相关的工作，其中就包含德国独有的特殊职位——戏剧顾问（Damaturg）。对于此职位的翻译问题，　罗　教授特别指出因其工作内容多为确定音乐会曲目、查找相关资料、商议演员选角等，故其准确翻译应为“学术文宣”。大量的音乐实践工作丰富了达尔豪斯的见识和素养。在1960——1962年期间，达尔豪斯写了大量乐评，其中涉及和声调式的音乐分析部分尤有深度，现今仍有学术研究价值。随后，他来到靠近法国的saarbrücken地区教书，1967年又于柏林科技大学做了教授。1970年出版了学术巨著《十九世纪音乐》。

音乐学成为一门科学，约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基督宗教文化为基底的欧洲，早期的研究重点在于天主教礼仪音乐的文献整理与考察。而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分为二的德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对于德国人而言，被视为人格养成重要一环的音乐，无论在东德或西德，一直都在竭力维持，音乐学自不例外。阿多诺有关音乐的著作对于年轻一代的音乐学学者如达尔豪斯等人有着直接影响。而1950年后的德国音乐学所呈现出的多面向的研究方式与研究对象，成为了国际音乐学学科的领头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