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有声的思想

 关于中国音乐思想史学科建设的思考

                 罗艺峰

应该说，我们还没有一个定义清晰的“中国音乐思想史”学科，然而却不能说没有音乐思想的研究，近代以来，有许多人对古代音乐思想发生过兴趣、产生出认识、写作过不少文章，甚至出版了某一方面如中国音乐美学史研究的专著，但无可怀疑的是，这些零星的研究和个别领域的成果并不能构成中国音乐思想之“历史”的全貌，也没有形成中国音乐思想史之“学科”的确立。所谓“史”者，必有事实之前后关系，有观念之内在理路，更有整体之精神面貌，中国音乐思想史必须展开中国人音乐观念的历史发展逻辑，必须说明中国人音乐思想的社会根源，必须描述中国音乐和中国音乐思想的精神特征。所谓“科”者，则一定要有专门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独特方法，形成本学科的知识系统，创造特有之学科观念，包括中国音乐思想的范畴体系，中国音乐思想的基本架构，中国音乐思想的理论范式等。本文主要谈中国音乐思想范畴问题、音乐思想史学科架构问题和理论解释范式问题。中国音乐思想史所涉及的其他重要问题还不少，如中国音乐思想的史料学、中国音乐的构成观念、中国音乐观念的起源、中国音乐思想史的方法论等，这里都暂不言及。

                                            （一）

音乐思想史的范畴问题研究，是不能忽视的。范畴，是思想的刚性骨架，抽去概念或范畴的思想是没有内涵的思想，甚至不是思想。中国音乐思想有自己特有的范畴以及范畴体系，其间凝聚着中国人对音乐的深刻思考和切己体认，是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这些范畴包括“一般范畴”（如“道”、“理”、“气”）、“特殊范畴”（如“声”、“音”、“乐”）、“抽象范畴”（如“雅”、“中”、“韵”）、“具体范畴”（如“燥”、“静”、“淡”）、“价值范畴”（如“美”、“善”、“和”）、“操作范畴”（如“脆”、“滑”、“溜”）等，每一个范畴类型当然不止这里例举的几个概念，而特别须指出的是，这些范畴类型共同形成了中国音乐思想的范畴体系，或者说思想骨架。中国音乐思想范畴显然还有自己独特的构成特点，如“德乐”与“乐德”这样的正反表达式，它们也都是中国音乐思想的范畴，但其内涵不同，性质不同，前者相对具体，后者相对抽象；如“道”、“气”和“理”这样的超越表达式，它们含有远超出音乐思想的内容，既是音乐思想范畴，也不是音乐思想范畴，应该说是中国文化的高位范畴或元范畴，也即最基本的观念预设，离此则难以解释许多音乐文化现象。还有一些中国音乐思想特有的范畴，如“中”，既是具体范畴（如“中声”），也有抽象性质（如“中和”），有时暗含在方法论中而体现出“执其两端用其中”的原则（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道之用（“中庸”），即无过无不及；有时是对宇宙人生根本道理的体悟而表达为“中道”的哲学原理（如“非有非无、非无非有”），是用之道（“中论”），即不着边见，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强调持中。这样一些范畴类型不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吗？上述各式范畴类型，又都不是孤立的，它们表现出强烈的相关性，所谓道器圆成，情理无间，体用不二。范畴概念之间的联系，可能构成思想史的线索和结构。这样一些认识，是我们研究中国音乐思想最须注意的。梳理这些范畴，解释这些范畴，建立中国音乐思想的范畴体系，是音乐思想史的重要任务。

                                           （二）

中国音乐思想史的整体架构自然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此尤其涉及到本学科的对象问题，没有确定的科学的研究对象，一个学科不能成立；当然，没有对一般中国思想史之认识以及一般思想史与音乐思想史之合理关系的建设，也难以有科学的音乐思想史，因为音乐思想史是一般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深一层说，若不能清晰地认识一般思想和音乐思想的发展逻辑、线索及其相互关系，则可能遮蔽思想历史的真实而昧于不明之中。

按学术界的通识，思想史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确切地说，思想史是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发展史，思想者的思想是其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思想文化属于精神文化范畴，思想，是最为重要、最为恒久、最为精华的精神文化。思想是对现实的抽象，反映思想者的社会存在，是思想者的抽象存在方式。思想常常表达为概念、范畴以及诸概念和诸范畴间的有机联系，也常常潜藏在产生这些概念和范畴的方法论之中，还反映在思想者对现实的价值立场、应对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技巧里。以此度之，则中国音乐思想即是中国音乐现实的抽象，反映音乐思想者的社会存在，既有文化精英们的音乐理性，也民间艺人的音乐智慧，还有潜隐在中国音乐里的思想观念种子。

而什么是思想史，则常常取决于它把什么东西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狭义的思想史研究的是：“谁在什么时候，怎样造成了智力或文化的进步”，广义的思想史被认为接近一种“追溯知识的社会学”（C.Brinton，1972），布林顿此意即是说，思想史应当以知识、智力和文化的发展变化原因——思想和思想的社会土壤为研究对象，恰如英国学者梅尔茨所说，思想是隐蔽的世界，“在光怪陆离的人世表象的背后潜藏着内在的思想区域”（J.T.Merz，1923）。思想总是在现象的后面，但却是现象的原因。因此，仅仅把现象（所谓“人世表象”）当作是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它把“结果”当成了“原因”，把对“原因”的思考篡改为对“结果”的观察。

当代中国思想史界对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有不同观点。有人把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对象确定为理论化的历代精英的思想，因为他们最可能产生对现实的抽象，产生思想成果，他们有记录和传播思想的条件，也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思想特色并对社会产生影响。这也许就是先贤所谓“大思想”，即：来自大多数人、影响大多数人的思想。也有人把思想史的对象扩大到一般民间生活和历代仪式礼俗，以为在这些行为化的文化中深含思想的种子，远的如国学大师钱穆，近的如新锐学者葛兆光，都有此主张。钱穆在《中国思想通俗讲话》（1955）中不惟强调文化精英的思想之重要，同时也指出，“……中国传统思想，不当专从书本文字语言论辩求，乃当于行为中求。中国传统思想乃包藏孕育于行为中，包藏孕育于广大群众之行为中，包藏孕育于往古相延之历史传统，社会习俗之陈陈相因中。”在他看来，群众的行为是圣人思想的发生土壤。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1998）中，特别强调思想史的“基盘和底线”，对以往那些以精英和经典构成思想史，“描述了思想家的序列就等于描述了思想的历史”的现象颇表怀疑，因此倡言重写中国思想史。他认为：“如果思想史只是写那些思想的精英和经典，思想史就是一个悬浮在思想表层的历史，如果思想史只是一次次地重复确认那些思想的精英和经典，思想史就真的是一个‘层层积累’的历史了。”他进一步说，“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和基石而存在……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持与此类似的观点者也属不少，有人指出：“生活，是思想史观念之源”，服食器用、礼俗祭仪、劳动生活等，都可以提炼出观念和思想；反对与此类似观点者同样也不少，有人认为，把思想和生活，把思想和思想的产生土壤混为一谈，不只是思想没有抽象性、思想不是思想的问题，甚至也颇带过去那种“工农兵哲学”的影子，思想固无所不在，但造成思想无所不在者却并非都是思想。

俾以为，对一般中国思想史研究现状的了解和认识，是研究中国音乐思想史的必备条件，因为，中国音乐思想史是一般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能对中国思想史有全面的知识掌握和观念批判，则对中国音乐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不可能有科学的认识；同时中国音乐思想又有不同于一般思想史的特殊性，揭示此一特殊性、描述此一特殊性、解释此一特殊性，是中国音乐思想史的重要任务之一。对于一般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分歧，可以根据音乐思想史的特殊性作特别的处理，一方面，历代文化精英的音乐思想仍然是音乐思想史的主体，历代经典记载的音乐思想还必然是音乐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理由是：这些思想正是所谓影响社会大多数人的、历久弥深、化为一般音乐观念的中国思想精华，正是钱穆所谓“大思想”，余英时所谓“大传统”，焉可忽视、焉可不研究？另一方面，按思想的一般定义和音乐思想的逻辑规定性，可以把古代礼俗祭仪中的音乐活动和民间音乐生活中暗藏的准音乐思想处理为中国音乐思想史的“前历史”，因为它还没有脱离“事实”、缺乏“抽象”、没有“观念化”，如古代音乐神话中包藏的音乐思想的种子、上古礼俗祭仪中音乐活动的文化结构后面所带有的观念因素。再一方面，还可以把中国音乐特有的操作方式、行为方式、音乐结构方式等现象中潜蕴着的思想观念种子，作为中国音乐思想史的“潜历史”，所谓“潜”者，是说它有思想的某些性质，却没有“成为”思想而要我们把它揭示出来。这样，一方面中国音乐思想史就一定呈现出多层次的、立体的、复调式发展的态势，一方面既有精英思想传统对民间音乐观念的影响，也有所谓“近乎平均值”的民间音乐知识、思想和信仰对文人知识分子的观念影响，俾以为，这样比较切近中国音乐思想史的实际。

具体来说，中国音乐思想史可以在这样三个层面展开：

（1） 音乐实践形态的思想文化（经验、技艺、行为、操作等实践活动中包含的音乐逻辑意识、音乐目的意识、音乐价值意识等）；

（2） 音乐知识形态的思想文化（概念、命题、解释、数理、律学、意识形态等方面反映出来的理论形态的思想文化）

（3） 音乐哲学形态的思想文化（音乐信仰、形而上学、宗教意识等方面反映出来的超越性质的思想文化）。

总体上可以这样认为：中国音乐思想史是中国人关于音乐的观念、思想和理论抽象的体系，中国文化中的音乐观念、音乐意识、音乐思想和音乐价值观是音乐思想史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国音乐思想史不是某一方面的思想观念史，也不是某几个人物的思想研究，更不是片面人为的分割的思想历史。它是中国数千年音乐思想的总体集合，是包括中国音乐哲学思想、中国音乐伦理思想、中国音乐社会思想、中国音乐科学思想、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中国音乐教育思想、中国音乐宗教思想等专门领域的合集。中国音乐思想表现出自己特别的历史面貌，中国音乐思想的“前历史”——中国音乐思想的“潜历史”——中国音乐思想的“真历史”，是完整地、联系地、相互交错渗透的一个整体；中国音乐思想还有自己历史变化的清晰逻辑，其发端——展开——嬗变——衰落——再生，呈现出中国音乐思想的生命史，其间有新创、有回流、有前进、有断裂，其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是世界音乐思想历史潮流中的一支永不停息流动的活水。

为什么说，若不能清晰地认识一般思想和音乐思想的发展逻辑、线索及其相互关系，则可能遮蔽思想历史的真实而昧于不明之中呢？即以关于“礼-欲”、“理-欲”的关系来说，如果我们只看到传统思想中“以礼制乐”、“以理制欲”的观点，只强调礼的外在性社会强制作用，理的内在性思想抑制功夫，把“克己复礼”仅仅解释为“克制私欲”，礼乐关系仅仅解释为乐服从礼，把“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流弊看成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则不仅在思想史研究的错误观点上继承了自汉儒马融、扬雄直到宋代二陈、朱熹等人以“约身”、“私欲”解释先秦儒家“克己”之“己”的误释，而且没有注意到明清思想界对理学的思想批判（如明代李贽）和学理反驳（如清代戴震）。清儒对此一问题的理解对我们研究音乐思想史的发展逻辑尤其重要，先秦礼乐思想在有清一代的复兴，正是在批判前人“以礼制欲”，“以理无欲”的思想谬误的基础上展开的。戴震直言“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认为在礼乐的视听动作仪式容色之中就包含了人欲，肯定了人欲，破除了理学对人性情欲的负面态度（《孟子字义疏证》）；阮元强调说“一部《论语》，孔子绝未尝于不视不听不言不动处言仁也”，指出“克己”之“己”不当作私欲解，直是自己罢了，“为仁由己，断不能再解为私”，也肯定了私或欲的合理性（《研经室集》卷八）；清代大音乐学者凌廷堪不仅非常同意戴、阮观点，更是主张“以礼代理”，认为宋儒主张的涵养德性的化性功夫，不如变而为他的“礼乐化性”之道，学礼即是学习经史子集、天文律算、金石舆地、乐律歌舞，这还不是人文之大渊吗？学礼复性、礼乐并举成为他的人文理想（《文集》）。以此论之，则中国音乐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礼乐关系、理欲关系等，原有自己的发展线索，自己的思想逻辑，自己的历史面貌，岂能只见一端而不见首尾曲折回环之趣？更不要说自郭店楚简发现之后人们对先秦礼乐关系、礼欲关系、情理关系的传统认识受到的强烈冲击，这些简中明确说到“礼因人情而为之”、“礼生于情”、“情生于性，道生于情”，甚至说“乐，礼之深泽也”，可见在子思的时代，性、情、礼、欲是天然合理的东西，这也反证清儒的看法是正确的。因此，仅仅把礼乐、理欲关系解释为服从、限制、压迫的关系是多么片面，多么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在我们构思中国音乐思想史的架构、进行音乐思想史的观察、批判地思考音乐思想的独特性时，整体的、全貌的、历史的研究观念不是很必要吗？

                                         （三）

中国音乐思想的理论范式研究，同样是本学科建设不可缺少的领域。理论范式，也可以说是一种理论框架或解释模式，而这正是任何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建设之一，因为仅仅停留在描述上是不能解释思想史的，描述只是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描述解决的是“思想是什么样的”，而解释解决的是“思想为什么是这样的”。思想史是思想现实的描述和解释，二者都不可或缺，但解释思想与现实的关系更为重要，而解释却是建立在理论范式之上的，没有有效的解释模式或理论范式，解释难以实现，更难以符合实际，当然思想史的科学价值也成了问题。

一般思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学科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系问题也是中国思想史界前辈学者已经解决的问题。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奠基者侯外庐先生，特别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注意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内在联系与矛盾运动，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关系，主观思想与客观范畴的关系，学派与学派的关系等，都有非常高明的安排。说到底，他的中国思想史的理论范式，即是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演而为“生活影响思想”，因此在他看来，离开了思想现实的社会根源研究，不能正确地解释思想产生的原因（《中国思想通史》）。再如台湾中国文化史大学者钱穆，特别强调精英思想传统与民间行为观念的关系，认为，圣贤思想来自大多数人、影响大多数人，是所谓“大思想”，而“大群众”的民间行为本于天性合于天德，暗含自然合理的观念，是圣人思想的土壤，前者是现实的思想自觉，后者是百姓日用而不自知，但这两者是联系的、互动的，“惟大群众不自知，而圣人学问于大群众而知之，亦惟此乃成为大知识，亦惟此而成为大思想”。所以，细究之，可知钱穆之中国思想史，是建立在“大传统”(Great tradition\Elite culture)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Pop culture)的关系上的，此也即是他的中国思想史的理论范式或解释模式（《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美国学者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延袭西方学者的传统思路，把思想史看成是“人类对于他们本身所处的环境的意识反应”（《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与汤因比的世界历史解释模式和费正清诸人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模式一样，是“挑战—应战”范式，即压力造成反弹，中国走向近代化是外部刺激的结果。而新近中国思想史家如葛兆光更提出中国思想史的“内部理路”与“外部土壤”的关系问题（《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因为在他看来，影响到今天、纠缠着今天的，一是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生活知识和技术（所谓“技术史”），一是几千年反复思考的问题和形成的观念、意义、方法（所谓“思想史”）。在我认识中，前者是思想的外部土壤、后者是思想的内部理路，实际也就是“外部史与内部史”这样的理论架设，它们共同形成中国思想史的全貌，这一“内部理路——外部土壤”关系的理论框架，也就是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的理论解释范式。

那么，中国音乐思想史是不是可以延用以上这些解释模式或理论范式呢？什么是中国音乐思想史独特的理论范式、有没有这样一个范式？这也只能从中国音乐和音乐思想的实际出发去发现、去构思、去架设。

在中国人特有的音乐观念中，音乐不仅是极乎天而播乎地、通于礼而由乎情、与历律一道、与人文同理的东西，且大乐与天地同和，天道人文乐理同构，时间的节奏统帅着空间的方位，音乐竟是一个无所不在，无处不有，无所不联系的东西！《礼记·月令》和无数历史文献都在发表着中国人独特的音乐观念音乐思想，如律数与天数的关系，可以追索到古代天文学乐律学；调性与方位的配对关系，可以找到易理术数的逻辑；乐器的陈置位置与相应的人类生命周期，能够和太阳的运行发生联系；音乐的随月应律与天子的明堂移居，遵循着共同的规律……恰如德国比较音乐学家库尔特·萨克斯所说，在古代中国，音乐——这是一面反映宇宙关系的镜子（《比较音乐学》）。

其实，在这些思想现象的背后，是音乐观念；在音乐观念的背后，则是音乐哲学。音乐思想只有在最抽象的层面才可能建立自己的解释模式或基本的理论范式，也即只有在音乐哲学的思考中才可能做 到这一点。本文作者认为，这里存在一个应该被揭示、被认识的基本哲学原理，即中国人“普遍联系的世界观”，也即是音乐思想后面的“普遍联系的音乐观”，而这正是中国音乐思想独特的理论范式，它的产生与中国文化的独特思维逻辑有关。这样，我们可能解释中国音乐思想为什么有天文地理人道的同构模式，为什么音乐成为联系神灵鬼魂祖先的圣物，为什么古代乐舞要在地上模拟天上的宇宙法则，为什么历代政治要与音乐发生关系，为什么自然气候疾病地震都可能在音乐现象里反映出来……无论在精神层面、物质层面还是制度层面，没有一处不与音乐发生联系。我们的音乐思想史学科应该对这一理论范式进行深度研究和阐发，惟此，才可能对中国音乐思想的观念起源、思想特色、音乐理性和学科架设有一个科学的理论解释。

                                     （四）

音乐是有声的思想。在音乐声音运动的纷繁物理表象之下，是人类最为奇妙精髓的精神活动，音乐之和谐创造，音乐之曲调构成，音乐之表演技术，音乐之应用价值，音乐之超越想象，音乐之象征比喻，音乐之流播传扬，再再都反映出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的观念、意识、思想、哲学，而这都是音乐思想史要观察要研究要描述要解释的。在中国音乐史数千年的发展运动的“人世表象”背后，其实涌动着一个隐蔽而活跃的音乐思想的发展运动史。有幸能够听见先人的思想音乐，是我们的福祉，研究先人的音乐思想，是我们的责任，在今天来阐发中国音乐思想的精华以服务于当世，正是我们文化价值的实现之途。让我们倾听这中国音乐思想的伟大乐章，把它的观念化入我们的生命节奏，以达哲学意义上的灵魂安顿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