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音乐史家居其宏先生在2005年上半年告诉我们：“所谓‘走出西方’……若将它作为新世纪中华乐派的整体性主张，即使算不得国粹主义、保守主义在当代的新变种，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居先生对二十世纪中国音乐学术生态的深刻洞察，令我折服，又唤起了对我切身体验的一系列回忆。且不说“新世纪整体性主张”将要如何，“走出西方——乌托邦”这一断语对于二十世纪神州大地上的音乐学术生态而言，其准确度是惊人的。回顾我个人的学术遭遇，必须冷静地承认这样的史实：抱着“走出西方”的意向，难得立锥之地。我曾在难得的立锥之地上空，逐步建起一些楼阁。依托着什么？音乐史家看到的是一片子虚乌有。形而上的内在眼睛却看到那“乌”的背后有数之理，律之轨。那番境遇是乌托邦境，那些语词是乌托邦语。那邦境邦语陪伴我度过了五十个学术寒冬。

故事要从1955年冬讲起。由于苏联作曲家阿拉波夫教授建议，有一个上午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课室举行了调式问题的座谈会。会上，我谈了自己对五声音阶调式体系的看法，提出“徵”和“羽”两类色彩是这个调式体系的基本色彩，从对于功能音（主音、属音、下属音）的音程关系来看，“徵”类色彩音位于它们的“上大二、下小三”，“羽”类色彩音位于它们的“下大二、上小三”，微调式和羽调式各代表一类，商调式含有两类色彩的混合，宫调式含有第二重徵类色彩，角调式含有第二重羽类色彩。阿拉波夫的评语有两个词：一是：有趣地，二是：主观地。欧阳小华同志担任翻译，她可以作证。两词并用，可以理解为：虽然可引起兴趣，却缺乏现实依据（半世纪后居其宏先生所说的“乌托邦式的空想”，与之巧相应合）。参加座谈会的，有从延安迁居北京的知名作曲家。其中一位，会后对我说：“你这是搞封建复古主义”。这倒并不意外，讲“宫商角徵羽”被认为“封建复古”，在那些年月是习以为常的。延安曾是共产国际代表驻地，五十年代中期正处于“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热潮中，“宫商角”为延安老干部所难容，有什么可奇怪的？奇怪的是无独有偶，2000年在香港举行的旋律学研讨会上，有一名哈撒尔的后裔义正词严地宣告：宫商角徵羽是汉族古代的称谓，对今天的蒙古族音乐不适用。在他影响下，有些专著开始避免讲“宫商角”，而代之以“Do、Re、M i”。可见，走出西方有多么艰难，走回西方则何其轻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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