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历史进程与新世纪工作界面*

——21世纪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策略与构想

韩锺恩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置身于全球化历史进程当中，并面对网络化方式可能带来的“一体化”范型，仅仅“护守传统”或者“全盘引进”的中国音乐学研究，都必须摆出一个姿态，以重新调整自身发展的策略，进而，提出新的构想。作为本文的一个学理出发点，虽然，未必能够就此给出一份详尽的“理念菜单”，至少，可受此驱动进入到具实质性意义的“工作程序”当中。

全球化，其实质在于：人文资源将面临重新配置。作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社会分工这一历史机制的驱动下，职业化进程已然成为人文化的一个主要历史标示，尤其，就其本身进展而言，通过不同历史层面和学术范型，并以此断代，这样的方式已然表明了一种姿态：任一学科存在，都必须有其自身的规则，以及在其之外的公约。这样，矛盾就产生了：在“文化多元”的前提下，人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当下社会，有一个迹象表明：人的需求的“多种多样”，往往容易被“一式一样”所笼罩或者弥漫。其中，最最明显不过的是：“理性至上/科学唯一/知识仲裁”，作为当今历史文明主潮并具世界性意义，对人文化历史进程起着主导标示作用。与此相对的别一种迹象：无论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50年前的警世忠告“诗意地居住”，还是当下作为一种全球性策略被列入“跨世纪议程”的“可持续发展”，其真实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复原人类的“诗意”，或者只是通过“缓动”而实现“持续发展”，更为具体者，就是直接针对极度扩张了的“知识逻辑”和过分铺张着的“科学理性”。

于是，人们其实置身在一个极富驱动力的尴尬处境当中：一方面，是“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热情）理想信念[i]；一方面，是“多个世界，一种声音”的（冷酷）现实律令，并且，以“经济形态全球化”和“意识形态国家化”的名义为这个时代定位[ii]。由此，作为一个现实的前提，就必须正视“世界历史”与“全球文化”对“民族历史”与“本土文化”的“强权”态势，尽管，两极化的趋势和二元对立已不再占据绝对主导，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民族与世界的极端张力，也不会成为现实选择的唯一依据和当然尺度，况且，“一律排外”或者“全盘拿来”的社会角色似乎也已隐退，但是，“调和改良”或者“世界主义”的现实意义，却仍然没有完全彰显出来。再加上，面临的挑战是如此的严峻：一方面是公众社会，一方面是世界潮流；可汲取的资源依然可观：一方面是悠久的传统，一方面是广阔的国际；甚至，连“文化母语”和“文化用语”的界限也难以辨别，以至于音乐语言的“通用性”和“独用性”，竟然也成为两条天然不可通约的路径，即便要寻找其中的共同点，也必须经过必要的过滤和中介。

诚然，对中国音乐而言，在整个20世纪当中，最最难以回避的关系，无疑，是与西方音乐文化的相遇。由此生成的“世纪情结”以及其厚重感，不仅遮蔽了“古今”与“雅俗”另外两大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越出到音乐之外，并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就此难以开解。然而，理念上的冲突与现实中的共存，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结论：相互替代是否可能？进一步，当这个结论以问题方式呈现的时候，前景也就在其中了。这样，问题的关键似乎又退回到了：如何看待并对待传统？显然，任一文化物有其特定的意义，无论是象征性的含义，还是隐喻性的表述，都是肯定的，并且不可忽视。但作为存在本身，无疑，则和传统一起流变。于是，之所以人文资源可能共享的一个潜在的隐性条件：就意味着它将被一再重新配置。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弔诡”性的“悖论”：当新的文化围墙已然构筑，而原有的文化事象难以传习的时候，干脆公开文化秘密，则不乏一种新的传承策略。既然冲突之后依然共存，则真正“双赢”的局面：不在于谁离开谁或者谁吃掉谁，而在于对人类文化的共建。

回到尴尬的处境当中，人们似乎必须对自己发出这样尖锐的置疑：“我们时代的问题，即在一个完全由科学支配的社会现实中人如何能够理解自己”[iii]。毫无疑问，随着社会分工机制的日益凸显，以及职业化进程不断推进本身，必然预设了这样一个主角：现代化[iv]。诚然，这里所说的“现代化”，除了其最明显的经济指标之外，在当下，还有两个足以引发人文关怀和历史冲动的“空间”：一、现代化往往和全球化关联一起，并以“标准化＋复制”作为它们之所以关联的充分理由，于是，在“知识优先”的前提下，通过科学、技术、教育、训练等途径而取得进步；二、现代化往往和人文化关联一起，并以“精确性＋实在”作为它们之所以关联的足够依据，于是，在“知识主导”的前提下，通过理性、认知的架构而进行覆盖。
    毫无疑问，就根本意义而言，“现代化”就是对“人文资源合理配置”的一个新的历史姿态。由此，比“经济全球化”更为彻底的“计算机网络一体化”乃至“信息高速公路”，比“物质/精神社会”更及底线的“生态社会”，都将是不可回避的“真现实”。与此相关，电子文本的出现，无疑，与现代化乃至全球化历史进程的成型相伴随。然而，与口头文本、书面文本乃至行为文本、血肉文本等等相比，电子文本其实仅仅是处在一个“虚拟”的空间当中。于是，被“网络”所笼罩或者弥漫的时间，至多，也只能是一个“自欺”的“行为记忆”。相反，作为一种倡导，以“完形人本结构系统”（通过“感性/知性/理性/灵性”的有机整合）为策略5，则不仅有助于人文化的全面发展，而且，不乏为适应未来“生态社会”的一种方式：通过引发精神灵魂空间的共振，以弥补物质功利时间的中断。

在此，针对音乐学学科建设问题，我提出以下倡议——

藉着新世纪的到来，即时启动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贵族化”进程。

其目的在于：把这个尚未完全成型或者还不十分成熟的学科，带入到更加正规有序的状态当中去。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顺应和国际学界交流的需要或者压力；更为实际和迫切的是，如何使自己真正地“独立”“独特”于公众乃至国际学界之林，并且持续发展。具体而言，所谓“贵族化”进程，是指：

1.拒绝浅薄业余，告别粗糙简陋，提倡严谨、得体的学风，尽可能细致乃至精致的学科作业；

2.自身有明确的定位，在不断开阔和拓展学界视域的同时，不进行学科僭越，更不应以一种理论取代别种理论；

3.进行必要的和有分寸的形式规范，并以此来进一步焕发研究文本的深度意义；

4.合理配置学科资源，并以此设置学科工作“底线”，有如：“文献读解”对于音乐史学之不可或缺，“田野作业”对于民族音乐学之不可或缺，“临响倾听”对于音乐美学之不可或缺，等等。

也许，这样的“贵族化”进程，在一定意义上有如“古典主义”所倡导的“谐调”“高雅”“持久”“典范”，并且“均匀而有节制”“淳朴而又纯真”，一种“回到先秦”“回到希腊”似的“历史童贞”；不同的是，这种“折返”毕竟经历了现代学科进程的洗礼。于是，又一个新的开端，在必要的自身修整之后，再适时调整，至少，及时从“方法论”的讲坛上走下来，尽快进入到各自学科的“工作坊”当中去。通过各自的作业，改变不尽如人意的学科现状：凹凸不平的学科平台，扭曲无序的理论界面，模糊不定的术语概念，背离本体的意义指向。

为此，更为直接的是，在这种意义的驱动下，尽可能进入到具体实在的“工作程序”当中。比如，开启一种联动接续方式的“研究/写作”——志/述/论/史/典；再比如，建立一种合体共振状态的“人员/机构”——博物馆/研究所/学院/学会/学刊6。就前者而言，有如一种“生态模型”，并非只是为了求得结构自足，实质是，通过优势替补而得以互向协同；“志/述/论/史/典”，不仅具有不同的研究写作范型，更主要的是，通过其所内涵的“实录/叙事/诠释/编年/综论”，还能够拓展学科空间；反之，则容易导致相互之间有机环链的断裂，甚至，造成向无关学科界限的僭越。就后者而言，有如一种“复合系统”，并非只是为了求得体量上的膨胀，实质是，通过互动制衡而实现质量上的持续；“博物馆/研究所/学院/学会/学刊”，不仅能够实现资源共享，更重要的是，通过其承担的“展示/科研/教学/交流/发表”，还可以作为知识“生产/消费”系统的依托而不断激发创新功能。还有，重新发掘并适度扩张传统修辞学的建构意义，具体而言，可把“叙辞考掘”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来予以开发7。无论对历史叙事，还是对意义陈述，叙辞（Descriptor）的力场（Force-field）以及涉域（Universe of Discourse），都具有相当的建构能量8，不仅能够创造“复数世界”，而且，对目前“理性至上/科学唯一/知识仲裁”逻辑所仅仅指认的“单数世界”或者“二值逻辑”而言，同样有更为丰富和更加充实的结构意义在。于是，通过“叙辞考掘”，则可望架构起一个新的“学科平台”，进而，展开一系列“理论界面”。况且，这一工作的进行，并非仅仅是架构“学科平台”或者展开“理论界面”，从别一种角度讲，也是对学科与理论，及其当事人研究者的自我成就9。

仅就重新发掘并适度扩张传统修辞学的建构意义而言，至少，以下几则引述，将从别一种层面给我们以启示。

1.    修辞具有驱动认知结构的原创意义。法国思想家福柯，在其《知识的考掘》中，通

过“理性构成”（discursive formation）（作为形成修辞认知性的中层理论，包括“理性行为/规则/角色/权力/知识”五个部分）术语概念的建立，以表明语言在知识结构当中的中心地位，即：知识结构是由某一共同的语言主体或某些理性构成的10。——它给我们的启示：特定理论术语，不仅能够表述一种意义，其本身同样可以结构一种意义。

2.    修辞具有虚构历史文本的派生意义。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在其《新科学》中，将

语言本身所提供的四种比喻表达法“隐喻/换喻/提喻/讽喻”，视为所有诗歌智能的逻辑（the logic of all poetic wisdom），并具有进一步向纵深伸展的意义，比如，“在历史哲学中，话语的比喻因素被呈现在本文表面、被抽象词语正式定形、又被当作‘理论’来指导对事件的观察和表述”，“在历史叙述中，比喻因素被移置到话语内部并在读者意识中形成初步印象、同时充当基础以使‘事实’和‘解释’能据此建立一种相互的关系”11。——它给我们的启示：特定理论术语，在进行“历史叙事”的同时，不乏更加深层的“意义陈述”在。

3.    修辞具有掩盖文字自身的根源意义。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其《文字学》中，通过

对“人种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拼音文字的形而上学”（即“语音中心主义”）的关注，提出“在这个世界上，文字的拼音化自它产生之日起就必然会掩盖其自身的历史”，并间接表明：当文字的拼音化（作为科学条件、认识条件的哲学的历史来源和结构可能性）支配世界的文化时，“呼语系统”（système allocutoire）则一直在扮演着“颠覆”的角色12。——它给我们的启示：特定理论术语，一旦在“公约性”方面过于饱和，以至于成为一个“中心”的话，就自然意味着负面瓦解力量存在的合理性。

4.    修辞具有疏理实事谱系的建构意义。法国思想家福柯，在其《尼采、谱系学、历史》

中，将“非连续性”作为结构历史的一个重要依据，因为“实际的历史打乱了通常在事件的突现与连续的必然性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它总是显现于事件的独特偶然性”，它既不同于“被神圣的蜘蛛广泛编织起来的基督世界”，也不同于“划分了意志领域和宇宙的无价值领域的希腊世界”，实际历史的世界“只有‘摇掷偶然性骰子的必然性铁腕’”13。于是，相比较而言，“历史的声音”往往胜过“形而上学的信仰”。——它给我们的启示：与其关注“理想意义和无限目的论的元历史展开”以及“有关起源的研究”（它们几乎总是处在一种难以穷尽的“一往无前”当中），不如在一个个确定的“基点”和“环节”上，通过“修辞”的方式14去考掘历史与文化的“发生/开端/驱动/断裂/换代”，进而，通过“叙辞”自身的多重折叠和有序拓扑，以增加“叙事”的厚重感和曲折性，以至于，建立一个具有“意义连贯性”的“实事谱系”。

    针对音乐学研究来说，可以通过对不同叙事方式（叙事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段显现出来的

偏离或者倾斜）的观照，来制定自己的策略：

a.宽泛的喻示：有赖于联觉与想象的音乐历史描述，通过前古典型的“相似性”原则来

归属；b.精确的计量：立足于理性与类别的音乐作品分析，通过古典型的“差异性”原则来确定（a、b两者，尽管可以作为初级感性直觉经验的相关参照或者高级感性直觉经验的必要储备，但毕竟不是感性直觉经验之主体）；c.边界的预设：有赖于表象与含义的音乐诠释定位，通过现代型的“转换性”原则来衍生；d.中心的后设：立足于显像与实事的音响意义命名，通过当代型的“自生性”原则来指示（c、d两者，相比上述a、b两者，显然与感性直觉经验比较接近）。

与此密切相关，另一个必须引起关注的问题是，处在“理性至上”的人文语境当中，又处在理论工作本身所特具“理性优先”的职业语境当中，——音乐的意义是什么？音乐的意义在哪里？——这样的提问，并不是对“文字工作”的为难，更不是对“理性状态”的颠覆，切切实实，是一个问题，无论“文字工作”或者“理性状态”，由于其音乐特性所确定，则不仅面对文字语言，更加具体的应该是：如何直接面对音响敞开？

与前述相关，当“理性/科学/知识”过于凝聚，以至于全面格式化的时候，则往往容易导致“感性/直觉/经验”进程的中断。对此，不妨把人的“感知结构”作为本原驱动，并将理论研究的重心定位在“艺术/审美”方式及其相应的“语境/力场”当中。具体而言——

1.作为行为策略。如同胡塞尔所言“面对实事本身”和列维－斯特劳斯所言“在音乐中，

乐音并不是事物的表现，而是事物本身”，尽可能祛除笼罩与弥漫在音响之外的精神遮蔽，包括隐蔽、蒙蔽，直接面对敞开，以真正亲历、亲近、亲和实际发生的音响——“临响”并“重返音乐厅”之意义所在。

2.作为历史姿态。如同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盟主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所言“文明最美妙的精华和最罕见的成果容易消失，但文明的老根却不顾寒冬和断裂依然存在”，一个保证：历史作为一种“长时段存在”，将通过不同方式“文化／文明”的有序更迭而得以接续；再一个保证：人文历史作为一种“超长时段存在”，将通过人类总体“文化／文明”的持续而不断成为“几乎永远”。之所以“长”，不仅以时间为计量（持续不断），而且以空间为尺度（蔓延无尽）。

3.作为思维步骤。如同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的寓所”和加达默尔所言“能被理解的存在是语言”，悬置“乐义”之追问，通过还原，直接面对“音位”，在技术计量和历史人文考量之后，再及审美含量的定位；于是，音位是乐义存在的寓所／能被感受的乐义存在是音位。

    如同历史发展一样，总体进程的持续不断与局部断裂的始终不尽，总是相属的。然而，对20世纪音乐来说，则“断裂”几乎成为主导。于是，无论对存在，还是对“存在”的判断，都有了极其明显的变化。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说：上帝死了；并以此表明：人之所以“在”的主宰“不在”了。20世纪中下，法国思想家傅柯说：人死了；并以此表明：人之所以“在”的主体“不在”了。之后，法国思想家利奥塔说：知识分子死了；并以此表明：主体之所以“在”的思想“不在”了。如此频繁的“死亡通知书”的发布，迫使人们再度面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以至于，又有人接着说：语言死了；并以此表明：思想之所以“在”的用具“不在”了。

与此相应，20世纪西方哲学在经过康德的过滤之后（他分别给出了“主客二分”与“价值无涉”两个历史逻辑发展路向），在一些事关根本问题的论域当中，引发出了一系列相关项的边缘联动和轴心循环。比如：以“本体/现象”二分进入“认识/本体”论域，通过“关系逻辑”立约，针对“所有”，从而表示“有/没有”（可称之为“唯物主义主导”）；以“主体/客体”二分进入“实践/现象”论域，通过“行为逻辑”立约，针对“所在”，从而表示“在/不在”（可称之为“唯人主义主导”）；以“存在/虚无”二分进入“语言/意义”论域，通过“谓词逻辑”立约，针对“所是”，从而表示“是/不是”（可称之为“唯言主义主导”）。

相反的走向是：通过“人类学折返”走出康德的“主客二分”；理由在于：“二元”分立

或者对立，毕竟隐含“从属关系”，而只有“相属关系”构成的互动，才更加合乎实际。因此，即便是“去中心”“反轴心”所架构起来的新的逻辑，无论是“语音中心主义”（其主导逻辑依据在“拼音”），还是“乐音中心主义”（其主导逻辑依据在“声象/空间占有”与“律动/时间占有”），都必须通过“价值论悬置”，以给出这样的表示：“是/也是”。从而，把“音乐审美经验”的谓词逻辑（判断意向）定位在：对“音乐存在方式的纯粹先验性”的一再追问之上。不仅“面对实事本身/Zur Sache selbst”（胡塞尔），“面对思的事情/Zur Sache des Denkens”（海德格尔），而且，通过“直接面对音响敞开”，将“所有/所在/所是”整合一起；再通过“相关经验的纯粹叙事”（即“音响经验的考掘”），去寻求“声音/音响”的形而上学意义15——

第一意义：表达；人向自然有所表达，情感的载体，知性为主。

第二意义：交际；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功能作用，知性为主。

第三意义：陈述；只供人的感性愉悦，结构自身，感性为主。

第四意义：历史；由诸多意义整合一起，具综合含量，多重累积复合折叠，理性介入。

　  其中，之所以第三意义“只供人的感性愉悦”，是人类对声音进行历史把握的根本方式：

1.作为表达与交际的根源，只有通过形式直觉方可有所表达，进而交际，并成为历史；

2.处于纯粹的感性与直觉当中，由此向“元经验”状态还原；

3.之所以有别于别种艺术方式，即占有别种艺术方式所没有的感性直觉（通过听觉器官；

因为，仅仅“向自然表达”和“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进而“表现人的情感与其它”，以及“历史的综合”，则别种艺术同样可以担当）。

于是，在寻求“可感知物”（属实践的）的同时，再寻求“可陈述对象”（属理论的）；并且，使——作为历史的“元叙事”所说和作为逻辑的“元意义”所在——得以真正互动。

二○○○年十月二十日，初  稿

二○○一年二月十五日，修订稿

写在北京潘家园华威北里

【附录/个案读解】

一、             总体全局性读解：有关中国音乐基本关系——古今/中西/雅俗。

“夷夏之辨”“雅俗之分”“古今之别”这三根绞索，其实始终未能真正支配中国传统音乐的命运；但作为一种统治着的思想，它们在为历代朝廷代言的史书中又确乎具有主宰论坛的“永恒”地位，……（参见黄翔鹏：《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和发展》中的有关叙事，载《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4期，总第9期，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0月15日出版，北京，p.5）

【文本读解】作为对20世纪中国音乐基本关系的评估，近年来，最最常见的就是“古今/中西/雅俗”三大关系。很显然，其中的“古今/雅俗”关系，与其它国家或民族的音乐文化相比，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长时段性，唯有中西关系（尽管别国或其它民族也有与外国或外族的关系，但相比中西来说，远不如那么突出），无论在时段还是性质上，都显示出非常不同的特性。然而，对20世纪中国音乐而言，过于轴心化了的“中西关系”凸显，并不表明对其他关系的完全替代，甚至，在整体全局性方面，更是呈现出一块新的平面。至少，通过对具体音乐作品再度观测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则以下诸多关系有必要给予重点关注。

1.通过音乐作品彰显两个人文资源：一个来自民俗，在平民社会；一个来自文人，在书

斋文献。有如《论语》所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置放合并一起，便是一个新的景观：文质彬彬。对此，可简约为：“文/质”关系。

2.通过音乐作品显现两个潜在情结：一个是经过当代中国社会洗礼之后的政治情结，直

接针对真伪善恶美丑；一个是经过中西文化过滤之后的技术情结，极度关注音响媒体本身。对此，可简约为：“政/夷”关系。

3.通过音乐作品呈现两个美学意向：一个是“表现”别的，具历史叙事及其社会意义表述的“深度话语”；一个是“给出”自己，具感性直觉及其经验意义陈述的“表面纹章”。于是，几乎是一个作品两种样式（有表现，有给出），一次述说两种意义（在人文，在音响）。对此，可简约为：“意/象”关系。

4.通过音乐作品体现两个社会角色或者文化身份：一个是具备丰富艺术手法的音乐家；一个是具有强烈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于是，音乐家和知识分子虽然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或者文化身份，却时常在游移不定当中互向置换。对此，可简约为：“伶/士”关系。

由此可见，这样的音乐作品及其历史展开，无论在体量或者在含量，都有了一种新的文化标识。一种极具“弔诡”品性，并足以引发历史叙事和意义陈述的当代现象：有意求之反及另类，或者，正负手魔方互向扰动。

二、个别事件读解：有关20世纪西方音乐——达姆施塔特假期学习班。

……1946年在达姆施塔特－克郎尼希施泰因举办的国际假期新音乐学习班。欣德米特于1947年主持了学习班。但达姆斯塔特作为先进的作曲家温床的真正国际重要地位开始于1948年勒内·莱博维茨（1913－1972）（法籍波兰人，曾在维也纳师从韦伯恩）和1949年梅西昂的到来以后。（[英]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简明牛津音乐史》，顾犇译，钱仁康、杨燕迪校订，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12月上海第1版，p.942）

达姆斯塔特的重要性在于：那里孕育的许多思想传播到全世界，激发各地（最后包括东欧各国）作曲家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但是，作曲家们各干各的，各闯各的路，锤炼自己的语言、风格和特殊技巧。谁也不依附哪一套始终如一的原则，也没有18、19世纪那些条理清楚的“常规做法”。（[美]唐纳德·杰·格劳特、克劳德·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汪启璋、吴佩华、顾连理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1月北京第1版，p.778）

【文本读解】之所以把达姆施塔特作为一个可以标示历史断代的事象或者事件，原因之一：时值“二战”刚刚结束，社会借着政治所生成的巨大驱动力将如何推助文化事件的发生，值得关注；原因之二：当音乐自身在音高领域的发掘已近极限的时候，其下一步的出路与去处，同样值得关注;原因之三：战后，一批由于战争中断正常音乐发展的国家，急需通过对新音乐的观念与技法的学习来“补课”。进一步，之所以把“1949/达姆施塔特”作为一个足以标示历史断代的事象或者事件，理由之一：作为一个持续性的国际性活动，为一大批源源不断的新音乐前卫人士或者先锋分子的聚集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尤其，处在个性化写作的20世纪，这样的聚集并包含有相当的传习性质，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奇特的文化景观；理由之二：接着前述，尽管聚集并通过传习，但之后依然是“个性”为主的发展，并逐步传播推广，甚至蔓延至非西方社会，形成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弥漫”；理由之三：本叙事以“1949”定位（与其实际的开始年份1946年存在三年的时间差），一方面以符合其真正意义的产生而有意错后，更加实在的意图是，以1949年梅西昂在达姆施塔特为钢琴写的《节奏练习曲四首》的第二首“时值与强度的模式”中提出一种新的构造方法（他称之为“参数”）作为一个更具“断裂”“换代”意义的标示，以“时值”“力度”作为一种新的音响结构方式，不仅导致（传统意义上的）以“音高”为主导的音响结构方式断裂，并出现了一道罅隙，而且，为之后（包括“音色”）全方位音响结构方式的颠覆，乃至形成多重音响结构增长点，有了实质性的预备；理由之四：这种多重音响结构增长点的全面生发以至扩张，不仅对人的感性直觉经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也将极大地改变音乐的意义，至少，是极度凸显其“第三意义”（即“只供人的感性愉悦”的那部分声音）。

三、叙辞读解：有关“意义”的意义——符号的双重含义/表述与含义。

人们常常在同一个意义上来使用表述<Ausdruck>与符号<Zeichen>这两个术语。……每个符号都是某种东西的符号，然而并不是每个符号都具有一个“含义”<Bedeutung>、一个借助于符号而“表述”出来的“意义”<Sinn>。……在信号<Anzeichen>（或记号<Kennzeichen>、标号<Merkzeichen>等等）意义上的符号不表述任何东西，如果它表述了什么，那么它便在完成指示<Anzeigen>作用的同时还完成了意指<Bedeuten>的作用。……意指并不是一种在指示意义上的符号存在。意指的范围比较窄，……而信号则论证了一个比较广的概念，……（[德]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现象学和认识论研究”第一部分，第一研究“表述与含义”，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12月上海第1版，pp.26-27）

【文本读解】无疑，符号通常总是被当作一种依附性的东西，以表示或者表达“别的”作为自己的存在依据，以至于，似乎就没有了自己的本体意义。为了对这个尚未完全定论并绝对通过技术手段或者实验途径的“常规通则”留出一个“空间”，胡塞尔通过多种术语并赋予多重含义加以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属现衡学的工作策略，他是把那些“不表述任何东西”的符号，进行了一次具物理性质的“还原”：诸如“信号”“记号”“标号”。之所以值得注意，一在于性质上的某种澄清（毕竟分出不同的层次）；二在于凸显出符号之所以存在的别一种意义：（对象）形式自身结构的给出。回过来看他自己的一个有矛盾的表述：一方面，“意指”总是与那个信号存在的状况交织在一起，而信号可以摆脱这种交织的状况而单独出现（同上文本，pp.26-27）；另一方面，在真正的意义上，一个东西只有在当它确实作为某物（或某种东西）的指示而服务于一个思维着的生物时，它才能被称之为信号（同上文本，pp.27-28）。将此矛盾表述加以“悬置”，也许，之所以符号独立存在的惟一理由，只能是“（对象）形式自身结构的给出”。

对此，以下另一个文本似乎可以部分佐证。

首先，德里达在其《声音与现象》的第一章“符号和诸种符号”中，把在胡塞尔看来“并不表达任何东西的符号，和并不传递任何人们可称作Bedeutung或Sinn(意义)的东西”称之为“指号”，并且这样叙述：“胡塞尔很快就确定表达——总是设定意义的理想性——的表达性与口头（Rede）话语有着一种不可还原的关系。表达是一种纯粹语言学的符号，而且这恰恰是以最初的分析把表达与指号区分开来的东西。” （[法]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8月北京第1版，p.21）

（与此表述一样，别一种中文译本[法]德希达：《言语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记号问题导论》，刘北成、陈银科、方海波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1月台北初版，p.62,如是译述：“对胡塞尔来说，表述的表达性——通常所说的Bedeutung的理念性——是具有与口语（Rede）的可能性不可简约的关系。一个表述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记号，正是这一点，在最初的分析中使其与指示性符号相区别。” ）

其次，德里达针对胡塞尔Sinn和Bedeutung不作区分的情况（案，在目前有关现象学的权威中译，Sinn作“意义”解，系现象学术语，同英语的Sense，而在英语中，Sense又正好意指“官能”“感觉”“知觉”等；Bedeutung作“含义”解，同英语的Signification；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12月北京第1版，pp.432-433、pp.76-77），提出：“Bedeutung被保留在口头表达和口头话语的理想意义的内容之中，而Sinn则遍及整个思维对象的范围直指它的非表达的层次：我们从一开始就承认人们常说的表达的可感一面，也可说肉体的一面和非可感的“精神的”一面之间的区分。……特别要注意到，意谓（vouloir）和意义（Bedeutung）这些词从根源上讲只与语言范围（sprachliche Sphäre）和表达它的“表达”(des Ausdrücken)的范围有关。（同上北京版文本，pp.22-23）

（在上述台北版文本，其译本与译解则和北京版文本之译本与译解又有差异：“‘意义’被用于表示‘口头’表述，口语的理念涵义的内容中，而涵义（Sinn）则涵盖整个心智领域，直至包括其非表达层面：让我们始于所熟悉的下述区分：表达的肉体方面，即感觉方面与非感觉的‘精神’方面之间的区分。……我们只关心‘意谓’或意味着（bedeutung）和‘意义’（Bedeutung）。从本源上说，这两个词只是与言语领域(Sprachliche Sphäre)的表达(des Ausdrückens)相关。p.64）

第三，德里达通过对“指号”与“表达”之间差异的进一步区分：功能性/实体性，把问题的实质推向现象学哲学的核心：意向性体验。认为：“指号和表达是一些功能或是一些能指的关系，而不是术语。单独的一个现象可能被理解为表达或指号，推论的或非推论的符号。这取决于使之起跃的意向性体验。” （同上北京版文本，pp.23-24）

（在上述台北版文本：“很快出现在描述过程中指示与表达之间的区别，更多是‘功能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指示和表达是某种功能或者所指的关系，而不是词项关系。同一种现象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表达或一个指示，也可以被理解为取决于激活它的意向性经验（Vecu intentionnel）的记号或非推论性记号。”p.65）

由此可见，尽管胡塞尔有关“意向”或“意向性”问题，将在其《逻辑研究》的“第五研究”当中才真正“出场”，但不可否认，在此“第一研究”当中的显露本身，则已然有所表明。与“（对象）形式自身结构的给出”相呼应，“（主体）意向结构的给予”则与之共同结构现象学哲学的特定“现象”：无论是“面对实事本身”（Zur Sache selbst）(胡塞尔)，或者是“面对思的事情”(Zur Sache des Denkens)（海德格尔），甚至于“直接面对语音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