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当代问题引发的学科建设
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雅克·勒戈夫在叙事12世纪西方知识分子[①]诞生的时候,明确把城市作为其历史的始端: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因为,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勒戈夫:1996,p.4)。进而,在叙事14-15世纪间知识分子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又明确把从大学成员到人文主义者作为其历史的终端:一种新型人物出现在文化领域的最前列:人文主义者[②],绝大多数大学成员通过自我否定为中世纪知识分子的消失铺平了道路(勒戈夫:1996,pp.107-108)。很显然,由此历史叙事给出的意义陈述主要在历史角色的身位以及场合(韩锺恩:2006,p.70)。
依此关联本文所说,通过当代问题引发的学科建设,以及相关的音乐思潮与音乐文化问题研究,同样必须有十分明确的界定。年前,我在一次课题答辩的讨论中,曾经给当代作了如是三个立义:1.当代是一个断层(作为一个历史时段的叙事),2.当代是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的分析与诠释),3.当代是一个修辞(作为一个表述结构的陈述)(韩锺恩:2007)。以下,依此当代三义分别对本文所说加以阐述,并提出研究设想。
一、推断音乐文化论域
19世纪末,由尼采宣称上帝死了的寓言之后,一种对传统的颠覆乃至对本质主义抱持怀疑态度的去中心行动不断出现,比如:福柯说人死了,利奥塔说知识分子死了,罗兰·巴特说作者死了,德里达说语言死了,拉赫曼说音乐死了……。如此频繁死亡的思想根源,也许,就在于形而上学终结,以及意识形态终结。这里引述一段现代美国历史学家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中有关意识形态终结问题的叙事:以逻辑来替代现实,致使人们借着各种“主义”的名义互相残杀。……退回个体主义、退回具体的现实,可以说是世界大势所迫。J.M.科恩在《这个时代的诗歌》(1959年)一书的结语部分指出,“现实的事态已经使任何关于公共事务的评论都显得苍白无力”,从而迫使诗人只能表达纯粹个人意见(斯特龙伯格:2005,p.529)。另一个可以有所表明的情况是,哲学思潮的整体转换,比如:在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的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四种传统,到20世纪则出现了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这样四个主要思潮,以及由此形成的四种现代思想主题: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③]。
这里的问题是,回到个体与回到具体,是否意味着中心果然趋向边缘,以至于堂皇叙事苍白无力?当代音乐创作中的极端个性写作,当代音乐文化研究中不断铺张的地方性话语,难道真的是大洪水到来之前叽叽喳喳的喧哗与骚动吗?若干年之前,在面对铺天盖地的后现代主义问题涌现的时候,有一个学界经验值得注意,那就是当一样东西的合理空间一旦过于扩张乃至极度膨胀的时候,它本身也就成了一个经不起碰撞的泡沫了。因此,所谓推断音乐文化论域,就是要在合理的逻辑主导下去寻求合式的事实。这里,我想通过断代方式寻求历史换代依据,一方面有确定可靠的之所以形成历史断裂的事件事项进行标示,另一方面有充分有效的之所以形成历史断层的内在逻辑给予驱动。就当代音乐而言,处于20世纪两次大战前后的调性瓦解以及寻找新的音响资源引发音响结构形态的变异,由约翰·凯奇:《4分33秒》引发意识观念的颠覆,以及民族音乐学极力倡导文化相对主义引发理论学科的震荡,可以说是进行历史断代的几个基本依据。进而,在此前提下去确定音乐文化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