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opening to the West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对外开放，一次是1840年以后的洋务运动，一次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最近一次就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运动。由于这三次开放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和外部的环境都有很大的不同，很难将这三次开放做一全面的比较。但如果用一个最简略的概述，那就是第一次开放并没有真正触动中国的体制，第二次开放完全放弃中国的体制（而又导致旧有专制体制的全面恢复），而第三次开放则既触动了中国的体制又没有完全放弃中国的体制，而是推进了中国体制的改革。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走向将如何，目前尚难断定，但最近这一次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是世人有目共睹的。
　　从本质上讲，中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中国文化中，重要的概念不是“内”、“外”，而是“中正”与“偏斜”，讲究四海一家，天人合一，中国文化信奉“天”，皇帝自我标榜为“天子”，道德被归结为“天良”，这说明中国人信奉自然规律，近代中国为什么科学主义盛行，西化盛行，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一百年来中国人认为真理来自西方，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的什么主义，其实中国自唐以来，就有向西方取经的传统（例如《西游记》）。
　　因此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是很虚心的，很虔诚的，但问题是怎样学习，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人论》（En Essay On Man）说：“人的哲学应该能使我们把（人的）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给中国人留下的最沉重的教训莫过于将社会进步的问题简单化，中国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和四分之三个世纪，才模糊地认识到这一点。然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仍然是人类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难题之一，肤浅的乐观主义观点有福山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Francis Fuknyama)，而悲观主义的代表则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The Ci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amuel P. Huntington 1997）福山认为人类历史随着西方化在全球的实现而终结，而亨廷顿则认为非西方国家的强大将对西方构成威胁，两者都没有为人类的文明关系给出建设性的观点。
　　根据人类社会是有机体的观点，异质文化的相互开放与学习就应该是一个类似于精子和卵子相结合的关系，中国文化吸收西方的积极因素，如科学、民主、市场、法治等，就象卵子结合了精子一样，引起的应是自身文化的嬗变，而不是自身文化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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