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片忆之三　　

学科、学品和学理建设　　

——一代宗师的贡献[1]　

                                王  晡　　

宗教和西方音乐　　

1988年，第二届全国西方音乐研讨会（当时还称“外国音乐”）在北京电影学院召开，这也是我第一次比较重要地正面直接接触钱先生。钱先生知道我在天津音乐学院作学报编辑，问我有一篇学生的文章能不能在天津的学报发表。我知道钱先生决不会轻易推荐文章，马上答应下来先认真拜读。那是周凯模的《“安息经”中的彼岸观念与音乐风格的演变——兼谈宗教音乐文化研究》，文章分析了莫扎特、福莱和布里顿三部安魂曲中“安息经”的不同风格及其演变，论述了宗教音乐的文化价值。接到文章后，我如获至宝，在作编辑处理后很快发了稿。　　

如今，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知晓，西方音乐是以基督教为基础而发展的，基督教的宗教观念、内涵和音乐形态是界定西方音乐的基本特征，也是区别西方音乐和非西方音乐最基本的原则。如果说曾经在长期误认并回避宗教和西方音乐密切关系的中国，这个问题始终还是音乐学界的一个难题，甚至可以说在这个领域中至今仍然还没有重大的学术成果可以让我们聊以自慰的话，在1980年代，中国人刚刚正在转变有关西方音乐与宗教关系的观点时，这篇文章显然已经踏踏实实地在这个课题中认真实践了。这篇分析细致准确、观点鲜明的文章的学术价值，在十几年前的中国所具有的开拓性是毫无疑义的。发表后引起的反响，也证明了这点。我知道，这文章的写作是　钱　先生指导的，它得以发表也是由　于钱　先生的支持和推荐，应该说在推动中国音乐学界直接面对和深入宗教音乐这个课题的实践中，在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建设中，　钱　先生所起的作用是绝对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鱼咬尾”　　

“五四”以来，中国人开始以一种理性的眼光看待过去。而在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中，相信不相信中国的音乐是有规律可循的，承认不承认中国传统音乐有自成一套的体系，成为音乐学家立足点站在中国这边还是西方那边的分水岭，表现出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两种相对立的立场。有的人在论述中国传统音乐时，常常以早已被总结成为体系的西方音乐的那套作为标准，能够符合西方音乐规律的被承认为是科学的，而无法进入、无法用西方音乐的“四大件”来解释的则被认为是特殊的、或者是不符合规律的。这样，就在本质上否定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规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贬低和否定了中国传统音乐的价值。　　

1993年上海音乐学院校庆时，钱先生作了系列报告，其中一次是有关中国传统音乐结构中“鱼咬尾”的分析。当听到钱先生说“鱼咬尾”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特征之一，并且举出在外国音乐中也有这样的现象时，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强烈感觉。因为一般人在讲解西方音乐的规律时有可能找几个中国音乐的例子来作补充，佐证其科学性；而钱先生则完全倒过来看中西文化，他不再把西方音乐作为金科玉律，用中国音乐的例子来证明它，不再像从前那样，在讲中国音乐时也以西方音乐的那套来衡量，凡是符合西方音乐规律，如结构上的三部曲式、回旋曲式、奏鸣曲式等，下结论是科学的，无法套用的被作为是无规律性的例外情况。钱先生理直气壮地把中国特有的结构形式加以总结、归纳，冠以学术性的界定，上升到规律性的论断，然后也以西方音乐的例子来加以佐证。这就充分表现出他对中国音乐的深切掌握和理解，对民族文化的充分信心，也表现出一个真正学贯中西的中国音乐文化大师的学术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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