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浪出细水 瘴霭见骄阳

    ——以全国历届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为视角  

    观音乐美学学科的发展  

       

    刘媞媞  

       

    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美学学会是中国音乐美学学科体制范畴下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音乐美学学科建设中除了发挥组织、沟通、联系、资讯交流这种基本功能之外,最主要的职责便是随着学科发展态势适时策划筹备与时偕行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使学界内部各方思想在交流中迸发。随着学科自身不断的发展与完善而相应的充实扩大,学术研究之水平的不断加深,每一届的美学会议似乎逐渐演化为一种引发学术共识的关键点和学科驱动的风向标。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重新复生的音乐美学,在30余年曲折前进的学科发展道路上展开过诸多关乎自身前途命运的探索与实践,而全国音乐美学会议始终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见证、记录着这一历程。关于历届会议的情况,目前主要有这样一些文本涉及(限于篇幅不一一列出):第一种是在刊物上的即时报道,第二种是在年鉴上的综述,第三种则是在概论性著述中的叙述,第四种是学会内部简报与通讯。除此之外,真正以此为对象的研究,除局部性文字有所关联外,还比较少见。因此,本文意图以分时段叙事的方式将全国音乐美学会议的发展状况置于音乐美学学科背景下,以点带面,力求在问题意识的驱动下通过分析找寻学会发展与学科进程的密切结合。但毕竟笔者不是任何一届会议的亲身参与者,只能以一种观察者的角度在厘清历史的基础之上给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             分时段叙事  

    1.“前音乐美学道路”[1]的话语方式(1979-1991  

    “文革”十年浩劫结束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文艺理论界包括音乐美学研究在内的文化发展与建设,也迎来了充满生机的春天,进入了一个蓬勃建设的繁荣时期。若以全国音乐美学学会的发展为视角,回顾1979——1991这十余年间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可能稍显单薄与片面,毕竟从仅举行过的三次全国音乐美学会议[2]以及成立不久的学会历史来说,它甚至还只能算是处在稚龄期的新生,在从无到有的学科概念中试图摸索着如何开启新的局面,而从这三届学术研讨会的议题设置到讨论焦点再到话语方式则不难看出:  

    1)       特定意识形态下的思维局限  

    20世纪50年代,随着几位苏联音乐学家著作的翻译出版,贯穿于特定意识形态下的一些概念及观点最先在我国音乐美学界引起反响。“音乐形象”这一概念可谓是当时最为前沿与核心的理论热点,甚至成为一个通用理论持续影响着我国的音乐理论和音乐创作、表演的各个方面,而蕴含于这一定义[3]中的不仅是对艺术本质特殊性的观照,更反映出了在现实主义为主体的艺术理念下,音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社会历史的依附。从前三届会议提交的诸多论文中都可以看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前提,学者们基本赞同“音乐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一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将“音乐形象作为突破口,各自找寻自己对音乐的本质以及音乐的特殊性的理解:从最初赵宋光对“塑造形象与表达感情进行有效的分离”[4]到叶传汉抓住音乐现象与事物运动态势相对于实践主体体验的类似性所提炼出的“动力结构”说[5],再到蔡仲德建议以“艺术意象”、“音乐动象”代替音乐形象的概念[6]。可以说,在“文革”之后复生的中国音乐美学在“音乐形象”这一关键词上所做出的大量文章已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简单化倾向,尽管在思想起点与论说方式上仍显现出特定历史阶段的局限性,但从不断探讨、修正的过程中仍可以看出音乐美学学科已开始萌生出一种希望在社会思想大背景下寻找到突破口来阐释音乐的独特存在的状态。  

    音乐美学自身的复杂性使它区别于一般学科,成为成就自身独特存在的一个重要特质,而其内部牵涉面之广、问题之多也使得其自身具有最广泛的范畴,这就必然要求在我们建立这个学科之初就应该思考其特有的本质属性。在这一阶段,时代特性仍显示出了强大的统摄力,对于通达音乐本质的探索中,认清阶级性、理论联系实际的主线对发掘形式与内容、音乐如何表现情感等重要的学科基本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牵引力,所以,音乐本质属性在有些观点中就等同于艺术功用的特性,音乐的艺术特性仅在对象内容与艺术形式之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展开,如“纯粹的音乐艺术形式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就必然只能是一种特殊的非阶级性的艺术。音乐的这一特殊性不仅从理论上分析可以得到说明,而且更可以从认了社会生活中的音乐现象得到证实[7]。而对外在对象内容过度关注的条件下,必然缺乏对“本质”最关键的音乐自身内容的探讨。  

    2)       方法的开阔与论域的不足  

    对于“音乐本质”的探讨,不但是音乐美学自身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也是各种美学理论赖以展开的的契机。与其他学科一样,音乐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开始思考如何拓展新的思维空间和学术新维度的问题。在1986年,吴毓清根据在第三届音乐美学会议上所形成的热点发文《方法问思录——第三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之后答友人问》,就对“方法论”这一在整个80年代中期从自然科学蔓延到人文科学的新思潮做出反馈:“音乐美学很难成为象自然科学那样的精密科学,这也并非说,我们不赞成在音乐美学领域的某些方面,采取实证方法以进行必要的探索”。从第三届会议所提交的论文来看,一些蕴含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思想的文章也涌入音乐美学这门刚刚起步的学科中,比如在何乾三在《一个应当探索的课题——〈从贝多芬到肖斯塔科维契——作曲心理过程〉评述》一文中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介绍、评价,叶纯之《三论对音乐研究的启示》中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应用于音乐研究的一些设想,王次炤《价值论的音乐美学探讨》中以价值角度来研究音乐本质、审美活动的方式等。这些都是各位学者在吸收了有限的国外资料文献与他学科最新研究方法、思路所作出的学术反应,而这些方法(有相当一部分是自然科学方法)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音乐美学理论产生了积极启蒙思路作用的同时也存在误区。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套用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在音乐这门独特的艺术中进行发散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存在望文生义地误读。形形色色的方法可以在音乐理论的某些局部区域打开一个艺术分析的新角度,或者通过新方法抵达反思的源头,使得还未明确彰显的学科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音乐美学本体之中,而当这股方法的热潮消退后,音乐的本源、音乐美学的本质属性问题依旧固若磐石,而中国音乐美学也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2.关于“音乐美学”的上下求索(1991-2000  

    1991年在第四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8]上,时任中国音乐美学学会总干事长李业道和副总干事长何乾三分别就中国音乐美学学科自1979年之后10多年的现状做出“取得历史性的、突破性的进展” 和“基本完成起步阶段,即将进入扩大领域深入下去的发展阶段”的定位。1996年第五届音乐美学会议[9]会后,时任会长于润洋在工作报告中提到“经过艰难的开创和起步的实现,今天,我们的学科已经终于进入了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一步一步地向成熟迈进”。伴随着这样的时段性总结,音乐美学也似乎从80年代那股“美学热“ 方法热”的势头中转向重视对学科自身内部进行学理梳理的状态中来。而以音乐美学会议议题的设置与形成的讨论热点来看,在这段时期内对音乐美学基础问题的梳理呈现出三个相互连带、逐步深入的层次。  

    1)       对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  

    “研究对象”是音乐美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它既是具体研究的起点又贯穿于学科发展过程的始终,对这个问题的把握也是对音乐美学学科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考量。纵观提交第四届会议的文章,学者通过各自不同的推导路径为音乐美学对象做出界定——“音乐美学是研究人类音乐立美审美实践普遍规律的一门特殊的艺术哲学”[10] ;“音乐美学是人用哲学-美学的理论方式去研究人如何通过音乐的方式所进行的审美活动(用观念的方式去把握音乐和用经验的方式去把握音乐)及其结果(对音乐审美意识的意识和对音乐审美判断的判断)这样一种既是理论又是实践的现象”[11];从这种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对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上,已经有别于以往分散、泛化地将目标放在这一论域中具体陈述,更具哲学意义的理性抽象,使这一问题有了更清晰的指向,而在具体进行阐述的时候所涉及的一些核心词语,诸如“主体”“审美”“接受”等,也体现出对音乐美学这一特殊研究对象由具体化、客体化的理解逐步向对抽象化、主体化的转变。“美学”这一从词源上就浸染着感性因子的词汇在音乐中作为一种概念的存在也终于从人们最初仅从“美”与“丑”的误读中逐渐靠近它自身的涵义,这也是这一时期音乐美学学科发展所展现出的特征。  

    2)       对音乐美学哲学基础问题的探讨  

    一直以来,人们对音乐美学学科的性质的把握基本都赞同这样的观点,“它是音乐学的分支”也是“美学的分支”,因而是一个“交叉学科”。音乐美学的哲学性质是由学科本身的特殊性质而决定的,而音乐美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也形成它与哲学之间不可分割的因缘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音乐美学哲学基础、对象、方法”为题的读书研讨会[12]上,就已经有不少学者集中对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做出表述。到第四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之时,不少学者在已成型的见解之上进行补充和完善:赵宋光认为,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不仅是认识论,而是从人类本质论里分化出来的三个相互连结的领域:认识论、驾驭论、价值论;居其宏强调文艺主体性的重要性,他认为,尽管反映论是认识论的真理,但它还不足以说明音乐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及其运动规律,音乐美学仅仅把反映论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或许是不够的,音乐的主体性问题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积极补充;韩锺恩认为,从“音乐是人的创造(音乐作为人的创造方式)/音乐是人创造的(音乐作为人的创造结果)”这一基本的常识性事实出发,音乐非本体,而是一种现象,自始至终以人为原点、以人为边界、以人为目的,唯有“人与人相关”的互向约定才有明确的指向,因此,主张以“唯人主义”(人为主体/人为对象)作为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由上可见,在这一次的哲学基础的讨论中,有别于以立足于经典哲学基础之上对于一般哲学原理的机械解释,学者们更加强调在审美活动以及音乐实践的各领域中“主体性”问题,而这一问题也正是在一段时期内音乐美学以致整个音乐界内所被忽视的。  

    3)         对音乐存在方式问题的研究  

    “音乐存在方式”是在这一时段内所形成的第三个热点,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究从1985年最初对波兰美学家罗曼·茵加尔登的美学思想的引入,至今仍是学界不断深思、挖掘的音乐美学基本问题,而在1995年第五届学术研讨会后形成了对这一问题探讨的高峰。从美学会议的进程中看待这个问题的话,这是全国音乐美学会议史上唯一有明确论题的一次会议,从考察这一阶段的学会简报也可以发现,学会理事会对此次议题的征集、商讨、成型、修正到最终确定这一系列过程表明这一主题是学界同仁及学会成员在这一时期内具体学术思考及理论实践所共同形成的学术热点,从学科进程来看,“音乐存在方式”之讨论既是对音乐美学基本问题集中进行讨论的这段时期内(20世纪90年代)顺接前文(即对音乐美学研究对象与哲学基础的探讨)的一种延伸,又是音乐美学自新时期以来在学科发展过程中一次学术范式转变的爆发结点。首先,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是在承认音乐美学具有哲学基础的前提之上而建立的,而对于存在方式各有不同指向的区别,最主要的则是源于对哲学基础理论选择的不同。所提交的参会论文基本以西方传统哲学和文化学的理论根基,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对音乐的构成、音乐的特殊性、音乐作品、音乐审美意向、音乐审美价值、音乐人文存在等具体问题的探讨[13]。而透过“音乐存在方式”这一处于学理中轴的基本却又特殊的问题,向下延伸可以触及音乐本质问题(不同层面多样性共生的),向上生长连结的是音乐在人类共生文化体系中的一种文化方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音乐存在),向前后铺展则关系到音乐属人特性的相互作用(主客体之间关系的互为存在)。因此,对于这样一个命题的探讨,其具体操作依赖于艺术存在、历史存在、文化存在、生命存在等众多相互关联的动态逻辑界面之中。在如此广泛的“存在”空间中,“音乐存在方式”问题为音乐美学提供了多条接近真理的道路,也使音乐美学自身面临一种如何在众多阐释之上散发自己独特品格的挑战。  

    3.理论扩展时期的具体实践(2000至今)  

    1) 多元扩张的实践道路(2000——2005  

    “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在音乐界内各领域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自世纪之初就这个话题而引发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作为迈入新千年后第一次举行的音乐美学会议[14],学会将原本在第四届美学会议上所提出的有关“中西音乐美学的比较研究”[15]议题在此次会议上提上议程,而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音乐美学学科也通过这次的会议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内所积累的成果、产生的问题以及对未来的规划一一提出,具有一定时代意义。从所提交的论文来看,这是几次音乐美学会议以来切题性最强的(基本有九成比例的文章中都直接或间接切中议题),但也许是由于议题的中“中西”“现实音乐生活”“发展道路”“文化关系”等众多词语的干扰,“音乐美学这一中心关键词却未被投注应有的关注,学者们反而将更多的笔墨用于书写文化学意义上的音乐与音乐思想上,在“音乐美学”外围空间中的一些不同概念与范畴间相互交锋。的确,“中西关系”关联中国音乐发展的方方面面,牵涉到理论与实践、当下与历史、音乐与文化等宏观性、全局性问题,而具体到音乐美学领域,可以说“音乐美学”这一概念在在中国的出现就是伴随着对西方音乐的引进与介绍而生根发芽进而发展出自己独特生长面貌的,再从以学科概念确立的中国音乐美学而言,自1978年以来所不断进行的对自身性质、研究对象与方法、学科的取域与定位都留有深刻的西方音乐美学的烙印,因而在如此“混血”的学科内再追根寻底讨论“对立”或是“交融”,显然已不足以应对已形成的多元格局。以音乐哲学作为方法、音乐美学作为视角去寻找相异现象背后的共性本质和普遍规律,在“文化”与“感性”这两种不同的层面下发掘适当接口进行串联沟通,才是音乐美学在这个历史的当口以及复杂的格局中所应承担的角色。  

    在第六届音乐美学会议之后,由会议所引发的一些焦点问题甚至是概念、词语等的讨论仍持续萦绕,一段时期内,不少有关中国音乐道路(甚至出路)的思索、见解辐射蔓延至学科内外诸多领域。而延续这一思想的热情与学术氛围的有利方式就是将各方思想汇聚至学科自身底端,在适当的、切合学科论域的范围之内寻求方式加以统合整理,才不致使学理问题偏离中心。在这种视角下,之后的第七届音乐美学会议[16]中就议题内容形成了对几个热点方向:外国音乐美学理论问题研究(涉及外国美学理论给音乐美学的启示,西方音乐美学理论的探讨,对西方音乐美学理论中具体问题的研究,相关译文及其介绍),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理论问题研究(涉及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古琴音乐的发展问题,中国古代表演美学问题),中国当代音乐美学问题研究(主要涉及对中国当代音乐美学的研究现状的反思,学科建设等问题,专业研究生教学)以及音乐表演美学研究。可以说,这几个问题都是构成学科理论横切面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涵盖了学科中所有关键问题。而如此全方位的讨论内容放置于一届会议之中,似乎有些超负荷运行,致使这次会议在继上届“偏离轨道”之后,再次“缺失焦点”。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时任会长赵宋光在此次会议的开幕辞中总结出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中面临的“五惑”[17]以及承接这一问题意识所指出音乐美学理论思维在面对现实音乐文化时的三种失语现象[18]。在面对分散的、多元的、处于不同层次界面的问题时,看似喧嚣的争论与热点,实则是音乐美学理论在一种寻找与迷惑状态下的失语。  

    2) 形而上的学术追问与形而下的学科表述(2005——至今)  

    作为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内的最后一次会议,第八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19]提交论文和相关讨论,在对这一时间段内的学科历史叙事中又显示出了不同以往的一些特点。在经历了一段从会议议题到探讨内容都较为自由分散的时期后,从音乐美学自身理论到学科建设都在开放的格局下,会议将议题设定为音乐美学与音乐哲学的关系、音乐感性体验与表达、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及相关学科建设问题。这三个看似彼此独立的命题,实则具有内在关联的命题——第一主题实际上是对研究方法的探讨;第二主题是研究对象与实际表述操作问题的探讨;第三主题则是探讨怎样建立一个与中国文化相合的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的问题。综合看来,是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即音乐美学学科原位以及相应表述[20]。可以说,从最初对音乐美学基础性理论的认识到专注于个别音乐问题的讨论再到对音乐美学的全局性把握,此届会议算是对近30年学科发展的一种本位回归和对未来发展前景的再度定位。  

    从对音乐美学学会兼及学科历史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对于“音乐美学”与“音乐哲学”的讨论就以不同形式呈现于学科发展的各个时段中,从80年代初何乾三发表《什么是音乐美学——音乐美学的对象问题初探》一文,到1991年以“音乐美学研究对象与哲学基础”为议题举行的第四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再到2001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对“音乐美学”条目替换而引发的学者的关注与思考,这个老生常谈式的问题在之前的多次论辩中围绕着“同一学科说”、“不同学科说”、“和而不同说”这几种主流观点已论述颇多,但在进入学科发展的而立之际,特别是经历了一段对音乐美学问题陷入到松散、失焦的讨论之后,如何整合对于音乐美学基础问题包括学科范畴的再度认知和知识更新所带来的学术增长,才是音乐美学学科在当下所最需要面对的。毕竟“关系”问题已不能再以“是什么”来回答就算进行完毕,更不是只靠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外在与内在的关系就可以得出结论的, 倘若将“关系”置于一个僵化的界面中进行讨论,结果也只能是在“假设”的条件下给出答案,而通过会议所形成的讨论来看,通过对音乐作为感性艺术的独特性予以合式关照,结合其独特的文化意义进行形而上的本质研究思路似已成为现阶段对于音乐美学与音乐哲学关系问题的一种新倾向。  

    音乐的感性体验与理性表达,是音乐美学始终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而在我国的音乐美学学科发展进程中,这一问题始终在一种不太明确的未显现出其该有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2005年第七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之后的会员大会上,新任学会会长韩锺恩曾经提出“通过对体验问题的认知关切、对感性问题的理性关切、对美学问题的哲学关切”,希望以此推进音乐美学学科建设的进程。而这“三种关切”实际也将音乐美学学科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相对分离的问题和盘托出。感性体验是人与音乐发生关系最为直接和基础的环节,而如何将体验到的东西合式地表达出来,或者说人对于音乐的感性体验究竟能不能被非音乐的某种介质表达出来,体验、表述和理解又是如何环环相扣最终构成完整的审美过程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本身构成了一种高层次的回归,之于以研究感性认识为己任的音乐美学学科而言,处理好通过形而上表述与还原形而下体验两者的关系,正是音乐美学作为一种人文学科和一门艺术科学的立身之本,也是一次重要的学科本位回归。  

       

    二.学术会议对学科建设的重要作用  

    正如本文开始所言,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在音乐美学学科发展中肩负着组织、沟通、联系、资讯交流等重要职能,而为了能够使音乐美学这个在中国尚属年轻的学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保持良性发展,就必然要求音乐美学学会通过整合各方面的能量,引导合理配置众多资源,来扮演好学科“协调者”的角色。若将会议发展脉络串联并作为一种视角,将30余年的学科发展中所涌现的问题、经历的阶段、解决的方式统合于学科建设中,可以说音乐美学会议之于学科的意义是重要且积极的。  

    首先,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学术的交流,音乐美学会议为学术交流及理论上的争鸣提供了开放式的平台。20世纪英国伟大的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在谈及欧洲国家间的文学关系时曾说:“……在文化领域里专横的法则是行不通的;如果希望使某一文化成为不朽的,那就必须促使这一文化去同其它的文化进行交流”[21]。在学科建设的进程中,这种见解依然适用。从对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音乐美学学科在几次重要的学术争鸣探索[22]中,都为学科基础理论的横纵发展起到深化作用,无论是全国性的音乐美学会议还是小型的学术活动,在一定学理框架下具有学术姿态的对话、驳话、争辩、沟通,都是问题意识的一种直接动力。  

    其次,通过会议议题内容来看,在不同阶段中学科内部所显露出的不同层面的问题,都在合理性与局限性之间摆荡——有的是处于学科底部根基之处的问题,即使放置于更加广阔的时空坐标内都具有不可消解的重要意义,只是在不同时间的节选中根据诉求的不同展示出局部面貌,而对这类问题的追问与思索也是没有止境的;还有些问题是在学科根基之上所发散而出的支脉,会随时间的推移或生长繁茂或掩息凋落,甚至杂交繁衍,这就需要我们在明确学科论域与边界的前提下,去面对这种开放格局下所形成的学术趋势,并始终保持以音乐美学自身特有的品格作为考量标准,以这种方式的持续向前推动学科建设,这不仅符合发展的规律,同时也成就了自身存在。  

    尽管“主题之间缺乏严密可衔接的逻辑结构,甚至几乎呈现自发状态”[23],但在对历届美学会议的议题内容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每届会议的主题都与一定时间段内的学术动向与音乐实践相关联,具体在议题的设置中形成分散——集中——分散——集中的状态,即从论域到话语方式都尚未显现学科独有特质的分散发展(19781991)到学术范式与学识思维逐渐向学科主干脉络的集中(19912000),从理论与实践具体结合下对现实音乐问题进行发散式的学理探索(20002008)到重新发掘基础理论内涵回归对学科本位的表述(2008至今),可以说在阶段性的实践中,学会对于学科发展的趋向与学术研究的态势的把握是在具体条件下形成的自觉选择,在历史与逻辑的动态发展中选取了适当的结合,并将这种统一性重新投射到学科发展的脉络之中。  

    三.         问题意识下的观与思  

    有学者曾以“起承转合”的逻辑对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进行历史的哲学的反思,即由关注创造实践之社会功能(起),到关注客体作品之美的本质(承),再到关注欣赏主体之审美感受(转),最终开始关注音乐艺术之存在方式(合)[24]如果将这样一种逻辑推论与音乐美学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相应时期所呈现出的学术研究状态(分散——集中——分散——集中)相互匹配,在共时性坐标结点下所暴露出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音乐美学理论与具体实践(指前文中所说创造实践之社会功能)、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指欣赏主体之审美感受)这两对范畴间显示出或分离或不相融合的分散趋势。音乐美学向来以作为一门对于整个音乐实践具有方法论意义而自处的学科,却每当在它的发生环节(人的感性认识)与最终去路(音乐实践各环节)相互碰撞时,则找不到凝聚二者的粘连点,以致出现不及中心的言语甚至无言以对的失语。从问题根源上来讲,这是音乐美学自身属性中隐涵的二律背反,在它公约式的定义中就暗示了其永无止境的探索意义;从问题的处理方式来看,抽象——具体或是具体——抽象的单一指向解决方式,使感性与理性只能以相互验证的方式断裂于概念之外而无法力透音乐的本质之中;从问题的所造成的结果来看,真正具有独立品格的音乐美学以及音乐美学所特有的话语方式尚未建立。  

    解释学认为“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海德格尔说“一切手的作品都根植于思”。以历史的视角关照音乐美学学科的发展,既是一种当下视域与历史视域的融合,也是实现一种他者——自我的理解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正视学科自身在历时阶段中所集结的问题,兼顾不同条件下所指向的共时性话题,始终以美学独特的姿态去面对不断出现的学术问题,是中国音乐美学学科成长的重要标志,而如何将逻辑与历史的结点中所爆发出的智慧革命返还于学科建设的肌理中,形成学会—学科互动双赢的发展模式,使二者在共同向前的状态下相得益彰,则是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与音乐美学学科的最终诉求。  

       

    2011.7.9上海音乐学院  

       

    西安音乐学院学报《交响》2011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刘媞媞(1986- ):女,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音乐美学研究方向,导师: 韩锺恩 教授。  

       



    [1] 案:所谓“前音乐美学时期”,系根据[]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月出版)中对“前科学时期”的描述引申而来,托马斯·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模式大致是:前科学——常态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态科学——新的危机。范式建立之前,还没有形成一门学科以及系统的理论,科学活动多是混乱的、多样化的,这一时期被称为“前科学时期”。通过对相应时间段内音乐美学学科发展状况的观察,学科尚处于类似“前科学”阶段,故此引申为“前音乐美学时期”。  

    [2] 案,1979——1991年间,共举行过三次全国音乐美学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1979 12 1 8 日至27 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在广州召开了“全国音乐理论工作座谈会”,其中,关于音乐美学问题的讨论受到会议的特别关注,在会议期间被作为专题进行单独讨论。以此为标志,音乐美学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的重要性终于得到了承认与重视,鉴于这样的原因,在1985年漳州召开的全国音乐美学会议上,有人提出作为学科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予以追认,并在该会议期间成立的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得到确认。由此,把1979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音乐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中的音乐美学问题讨论作为第一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史称第一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 1982105日 至14日,第二届音乐美学会议在南昌召开。会上共提交论文35篇,这次会议受到中心关注的议题为:音乐的阶级性问题以及标题音乐与非标题音乐、音乐形象、理论联系实际。198712月,人民音乐出版社收编出版了该会提交论文19篇,题为《音乐美学问题讨论集》。 19851215日 -25日,第三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在漳州与厦门举行,共提交论文30余篇,会议议题主要包括对音乐的本质的探讨;有关“音乐形象”问题的思考;有关形式与内容关系的问题;对音乐社会学角度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与新方法论的关系问题等。会后,隶属于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的中国音乐美学学会正式成立,并设由11位干事组的学会常务机构。  

    [3] 此处定义指[]克列姆辽在《音乐美学问题》(吴启元等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2月出版)中对“音乐形象”的界定,他认为像任何艺术形象一样,音乐形象也是以典型化的、概括的、同时又是具体感性的形式 反省了现实的规律性。  

    [4] 韩锺恩:《赵宋光:〈论音乐的形象性〉导读》,载韩锺恩主编:《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音乐美学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7月第1版,第315页。  

    [5] 参见叶传汉:《乐音——它表现的世界》,载《音乐研究》1983年第4期,第23-37页,后经修改提交第三届会议。  

    [6] 参见蔡仲德:《形象、意向、动象——关于“音乐形象”问题的思考》,载《乐府新声》19862期,第5-8页。  

    [7] 参见高世杰:《从三个方面试论音乐的特殊性》,载《交响》,1982年 第1期,第4-10页。  

    [8] 案, 199148日 至14日,第四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在北京举行,共提交论文40余篇。参会论文根据中心议题“音乐美学研究对象与哲学基础”辐射开来,角度多样,各有延伸:涉及音乐创作的本质,音乐审美,音乐观念,音乐形象,音乐的时空概念,音乐传统,音乐风格,音乐价值等问题以及中西音乐美学思想的介绍研究。  

    [9] 案, 199658日 至12日,第五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于山东淄博举行,主题为“音乐存在方式”,共50余人参会,提交论文40余篇。2008年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以《音乐存在方式》(韩锺恩主编)命名的文集,内容包括会议提交论文的绝大部分。  

    [10] 案,该定义出自王宁一:《关于音乐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思考》,该文原为提交1991年第四届全国音乐美学学会论文提纲,并在全体会议上作为专题报告发表,后经整理分上、下篇表于《音乐研究》 1991年 第3期(第15-21页)和1992年第2期,(第24-30页,转第39页),并收录于韩锺恩主编:《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音乐美学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7月第1版,第18-47页。  

    [11] 案,该定义出自韩锺恩提交1991年第四届全国音乐美学学会论文《词与义——关于[现在音乐美学论域]及其[人与人相关]命题之[术语/概念体系]的读解与批判》,后收入《音乐美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韩锺恩主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9月第1版。   

    [12] 案, 19861215日 至24日,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举行“音乐美学哲学基础、对象、方法读书研讨会”,共20余人参会,会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理论研究室与《中国音乐学》编辑部主办,以第一期音乐理论读书研讨会命名。  

    [13] 参见韩锺恩:“问题意识”与“前瞻性”预设——由音乐美学学科建设“长时段”叙事所引发,载《人民音乐》2002年第1期,第35-39页。    

    [14] 案, 200081日 至4日,第六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在兰州召开,与会代表60余名,提交论文50余篇。会议议题“以美学作为理论基点,立足于世纪转换之际的现实音乐生活,针对贯穿20世纪的中国音乐发展道路,从创作、表演、理论、教育等音乐实践的具体领域切入,对中西音乐文化关系进行回顾与展望。”  

    [15] 案,第四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原定另外一个议题为“关于中西音乐美学的比较研究”,但因思想和理论上都不够成熟,提交论文较少而未果。  

    [16] 案, 20051121日 至23日,第七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召开,来自全国各地代表及海外学者约70位代表出席会议,共提交论文60余篇。会议主题:20世纪以来音乐美学新发展(西方现代以来音乐美学研究、中国现代音乐美学研究、世界各民族当代音乐美学研究),传统音乐美学研究(西方、中国、世界其他),音乐美学学科建设问题研究(方法论、学科边界问题、学科交叉或综合、前景构想等)。  

    [17] 案,第七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上,时任会长赵宋光在开幕词中认为,在音乐美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中面临五惑,分别为理论层面的疑惑,实践方面的困惑,非学术甚至反学术的诱惑,学术道路上的迷惑以及音乐生活中有一些使人难以自制的蛊惑。  

    [18] 案,赵宋光在第七届音乐美学会议中以《亟待会诊的三种失语症》作大会主题发言,他认为,音乐美学的理论思维在面对民间音乐文化资源、先锋现代思潮、娱乐空间低俗泛滥时,常显露失语症。  

    [19] 2008112426日,第八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代表150余人,共提交论文(摘要)104篇,会议围绕音乐美学与音乐哲学的关系,音乐感性体验与表达,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及相关学科建设问题展开讨论。  

    [20] 引自崔莹:《追寻意义的世界——第八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述评》,载《音乐艺术》2009年第1期,第185192页。  

    [21] 转引自潘知常:《在对话中重建中国美学》,载《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03期,第58页。  

    [22] 案,自20世纪以来,音乐美学研究领域产生过的争鸣,包括音乐形象问题、内容与形式问题、“音心对映”问题以及墨子“非乐”问题,有关这四个争鸣问题的具体情况可参见马卫星:《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争鸣问题综述》中的有关论述,载韩锺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音乐美学问题研究(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10月第1版,第606-645页。  

    [23] 引自韩锺恩:《2005-2008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与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工作报告》,载《音乐艺术》2008年第4期,第120-123页。  

    [24] 参见陇菲(牛龙菲):《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的历史哲学反思》有关叙述,载韩锺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音乐美学问题研究(上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10月第1版,第1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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