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于《人民音乐》2015年第9期

且行且思终一生

——音乐史学家冯文慈学术之路述略

陈荃有

89岁生日时的冯文慈先生（2015年4月，蒲方摄影）

在挺过了十多年因颈椎而引发的慢性疾病的折磨之后，2015年8月4日上午10时许，一位可敬的音乐学者最终倒在了他所钟爱的学术之路上。

冯文慈，中国音乐史学家、乐律学家、音乐教育家、音乐批评家，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史学会原会长、名誉会长。——在此串串光环的背后，隐现着一位充满入世情怀的勤奋而善思者的奋斗一生。[1]

一、忧患与激情并存的青少年时代

1926年4月22日（农历三月十一日），冯文慈先生出生于天津市内一个经营古玩字画的大家族，祖父因善于经营而使整个家族能够生活在“大宅门”式的优裕条件之中。至冯先生的父辈，他的父亲冯振铭早年毕业自新式的南开中学，母亲也受到过严氏女学新式学堂的教育。由此，他们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就相对开明，在冯文慈幼年家境尚宽裕的阶段，他被送入新式的南开小学读书。但随着“七七事变”后日寇的入侵、家族的衰落与父亲生意场上的变故，冯文慈的青少年时代很快坠入窘迫与战乱之中。好在他的天分和努力，使得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的省立天津中学校，并获得了宝贵的“清贫免费”生的资格，这样也为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在中小学阶段配备良好的师资与教育条件和氛围，使得冯文慈得到了良好的基础教育与智力启蒙，这成为他终生受益且每每念及成长之路时都要感怀的一个时段。

冯文慈先生在文艺领域的天分，已无意中体现于其小学就读之时。当他9岁时，曾因良好的嗓音条件和初具的识谱能力被音乐老师选中，主演了黎锦辉的儿童歌舞剧《小小画家》，该剧还曾在南开高中部的瑞庭礼堂公演；10岁时，曾参加由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全市范围的小学生作文比赛并获得第一名，文章被刊于当地的报纸。到了中学阶段，仍因爱好歌唱而天真地参加过由当时敌伪电台举办的“新歌手”征集比赛，夺得第一名的成绩，但因不愿沦为敌伪的号筒而“婉谢”了各类“出头露面”的成名机会；曾为钢琴这件乐器所吸引，而借着学校礼堂关门前的余暇时间自学弹奏技能。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他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爱国救亡运动的兴起，冯先生在高中阶段就开始以爱国青年的身份积极参与进步的青年读书会、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抗日青年联合会”等组织，并在高中毕业之后的1946年4月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间，他还自行记谱、自费编印革命题材的活页歌集《大家唱》[2]，以希冀通过歌声来激励民众的革命斗志。

1946年夏天，先生以初具的音乐基础和良好的嗓音资本，报考了抗战后恢复招生的北平师范学院（今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并于当年秋天前往北平求学。师范院校的办学性质和人才培养目标，使他在大学四年中有机会先后跟随老志诚（钢琴）、张权、沈湘（声乐）、张洪岛（和声学）、杨大钧（中国音乐史）、李德伦（大提琴）等先生学习。大学就读期间，也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他仍以进步青年的身份和激情继续参与进步学生组织的各项活动，同时利用专业所学，组织学生的歌咏宣传，担任了北平师大“群声”合唱团的指挥，组织演唱《黄河大合唱》以及其他各类进步的音乐作品。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他由于在学生中的威望和影响，被推举作为校学生自治会的15位理事之一，直接参与领导北师大学生反对国民党南迁学校的护校行动等。

二、曲折与磨砺中走向成熟

自1950年7月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冯先生随所在单位的迁转、重组、新建而变换着名称，但不变的是他的教师身份和兼事的行政服务岗位——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1950—1956）、北京艺术师范学院（1956—1961）、北京艺术学院（1961—1964）、中国音乐学院（1964—1973，1981—2015）、中央音乐学院（1977—1981）工作和任教，期间又曾两度借调今天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参与编写中国音乐史的工作（1959，1973—1977）。

在短时间内有如此繁杂单位的履职，亦可初窥其中隐含的曲折人生与事业的经历；与此所供职单位不断转换相伴随的，则是同时发生的更为诡异不定的政治风云。——在冯文慈先生宝贵的青壮年时代，前后历经了三次对他影响深刻的政治冲击，[3]尤其是在“反右”及随后的“文革”初期，他因倔强不屈的性格和不愿随波逐流的处事理念而屡遭批判、揪斗。频频的打击使得青壮年阶段的冯文慈也曾充满了委屈、不解、困惑，直到今年春夏之际与先生的访谈中，他每每言及于此仍激动不已。但无端的冲击与批斗，也锻就了他更加沉稳、倔强的性格，以及面对复杂的社会思潮、学术事象时所具备的独立思考、勇于承担的可贵品质。

从他所走过的专业的路程来看，也是充满了曲折的历程和不断的调适：青年时代良好的嗓音条件，曾经引起张权、沈湘、莫桂新等声乐家的赏识与调教，但动荡年代的教学环境与爱国青年频繁的社会运动，逐步消弭掉了他作为声乐家的条件与机遇；毕业留校任教，曾经协助张肖虎、李季芳先生的和声学课程改题，直至独立教授和声课，教授外国音乐史，并长时间跟随东欧、苏联音乐史专家学习欧洲音乐史、苏联音乐，但他最终没有去从事与欧洲音乐相关的专业；1959年3月至9月间，他被借调进入民族音乐研究所，参与编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并在编写工作结束后旋即自我编印了中国近代音乐史的教材，在当时供职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音乐系授课，[4]成为最早参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创建并授课的人士之一，但他最终也没有选择这条学术的道路；1973年9月初，他从天津远郊的劳动农场返回北京后，再度被选调进入音乐研究所（时称“文学艺术研究所音乐舞蹈研究室”）参与《中国音乐简史》古代部分的编撰，这项工作延续了四年有余，且伴随着音响资料的整理、课堂教学的实践——这一次，他终于“留”了下来，将自己人生事业探寻的脚步驻足在了中国古代音乐史这一让许多人发憷的专业领域里。他在自述的材料及与笔者的历次交谈中，都将1973—1977年的“修史”当做自己学术历程中重要的一个阶段。

三、勤奋且“随缘”的学者

冯文慈先生将自己学术生涯的起点放在1973年借调进入“音研所”的编撰音乐史，而将他于1978年发表的《略论〈十面埋伏〉》一文作为其学术生命的开始。[5]掐指粗算，无论是这两个时间点中的哪一个，这时他都已是五旬左右的中年人，距离工作职位的“退休”、距离自然人生命的生理旺盛期，均已接近尾声。但历史与现实造成了这代学者的如此这般的命运，使他在五旬的高龄起跑线上开始了自己的学术长跑。

作为中国音乐史学家，尤其是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的专家，他自1973年参与《中国音乐简史》古代部分的编写，具体负责明清时期少数民族音乐以及全部史稿附录音响曲谱资料的选录、记谱、编辑、校正等，这样的资料、文献的搜集、阅读、梳理，使他锻炼了从事古代音乐史科研工作的基本能力，之后他便将精力较多投入到这一艰深的学术领域。数十年来，特别是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是他学术生命焕发青春的时段，他以时不我待的迫切感投身于对朱载堉的专题研究、中外音乐文化交流、音乐史学观念与方法论探索、音乐文明史的梳理、王光祈著述整理等方面，且均卓有贡献。他所著写、发表的一批学术文章，无论是长篇的诸如《孔子“放郑声”辨析——“郑声”的社会习俗背景及其遗绪》[6]、《汉族音阶调式的历史记载和当前实际——维护音阶调式思维的传统特点》[7]，还是短小如珠玑般的《释“宫商角徵羽”阶名由来》[8]、《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9]，多已成为音乐史学界乃至整个音乐学界学习、研读的重要文献；由他参与并主导整理、编写的一批基础性文献或文化典籍，如《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10]、《中华文明史》[11]（音乐学科主编及主要执笔，与张静蔚、王子初先生合作），也已成为文化界重视的常规文献集册。其中，他于90年代七十多岁高龄时所撰写并初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12]，今已成为学界的经典著作。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乐律学分支领域一直是音乐学界视为畏途的领地，许多人望而却步甚至闻而却步。但自1984年开始，冯先生却将自己十多年的宝贵学术精力投身于对明代乐律学家朱载堉及其乐律成果的基础性和实证化的探索中，他订正朱氏的生平，重新验算“新法密率”生律法，分别点注朱氏重要的代表性著述《律学新说》[13]、《律吕精义》[14]，协助恢复朱氏陵园及建设朱载堉纪念馆等。近些年，随着对朱载堉乐律成就思索的成熟，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为符合朱氏律学实际的“十二等比律”、“朱载堉比值”等富于创见的学术概念，[15]以期后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利用乃至推介先贤的学术成果。

对于自己在中国音乐史及乐律学领域的这些具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言及于此的时候，他却轻描淡写为“随遇而安，缘机以进”。这般在他人视为畏途的领域里奉献数十年的行为，先生却以“随缘”的轻松而淡定待之，体现的是他对于学术、人生、名利的无谓但崇高的认知境界。

四、尤值珍视的宝贵遗产

在冯文慈先生并不丰裕的治学时限中，始终相随的是他的教师身份，自1950年至他仙逝，已在高等艺术院校耕耘了逾一个甲子。因此，教书育人成为他的首要工作和社会职责。

记得与冯先生曾有师生之缘后又长期共事的张静蔚教授曾经这样说道：“冯先生首先是一位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是值得研究的，建议一些年轻学子就这个问题，要更好地把它梳理出来。”[16]这是对冯先生有着数十年深入了解的“明眼人”的准确把握与见解。

对于高等教育领域来说，日常的教学效果、教学成绩的评价往往是无本可依、无据可按、无迹可寻的。冯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直是所在单位音乐学或音乐史学领域的重要成员：50年代后期在“北艺师”编写并开设音乐史学方面的课程、组织成立音乐学教研组；60年代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成立时协助起草建系方略、担任系里的管理职位以及中国音乐史教研室主任；到70年代后期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后改称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参与复建工作的筹划、组织甚至主导其各项工作。如上的一切，体现了他对于音乐学学科在专业艺术教育体系内建设的思考和理念。即使在之后具体的教学和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中，也体现着许多独到的认识与思考。例如，他为中国音乐学院于1983—1984年间举办的高师青年教师音乐学培训班授课而编写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纲要》（初稿）中，[17]就一反教程读本经常性的知识传授的思路，充溢其间的对于音乐起源的认识、对于五声阶名由来的看法、对于唐代音乐繁荣缘由的分析、对于歌舞戏性质及其历史意义的论述、对于戏曲源流的分析等等，无不透射出编著者独到的执教理路和对学生的启发、引导；在他所指导的研究生中，经常将查找文献、编写注释等基础性的治学实践融入到教学之中，使学生通过课题的实践得以觉悟与历练；直至今年春夏之际与笔者的多次学术访谈期间，他仍在不断强调音乐学人才招生、培养中的文化功底的重要性，对文献解读能力训练的重要性等。回顾冯先生数十年的任课经历，他所讲授的科目以中国音乐史学、乐律学、文献学、论文写作为主，亦曾旁及到外国音乐史、和声学等课程，他对学生的培养素以重基础、重文献、重视野、重实践而著称，所指导的学生类型涵括了进修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许多受教于门下的学生如今都已成为音乐史学界的栋梁。在音乐学术界，似冯先生这样的在不同类型院校承担过教职，担负过音乐学术的教学、科研、管理等诸种职位，培养过层次不同的学生类型，在音乐学术多个分支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少之又少，他所寓含的丰富的教育经验与育人的智慧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作为深爱着学术事业，时时关注音乐学术健康发展的学人，冯文慈的学术之路也始终伴随着积极入世的传统文人的情怀。按照今天的领域划分，他自开启学术生命路程以来（1978年），始终呈现的身份尚具音乐批评家的角色，并且取得了让人仰目的不俗成就。在中国现当代音乐发展历程中，他向以严谨、理性、客观、坦荡的学术态度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音乐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发出了作为音乐学家的响亮声音：无论是在“文革”刚刚结束通过重新解读《十面埋伏》一曲而对于唯物史观理念的倡导；还是通过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研究，而重新思考学堂乐歌的作用甚至重新认知热潮中的“文化价值相对论”；乃至于对学术领域声名显赫专家、专著的直面批评，从而呈现的“畏友”风范……都为学界所关注、所赞佩。

冯先生极少在音乐批评的理论领域着以著述，但他敢于立潮头御风浪的胆魄和理据充分的思辨，体现了批评家的价值与罕见的魅力。这是音乐学术界乃至整个音乐界在愈以重视音乐评论时需要认真学习、思考的真实个案。

结  语

凡与冯文慈先生接触者，感到和蔼、睿智、博学之余，更让人印象深刻的应是他的善思——对历史的思考，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对音乐学科建设及音乐人才培养的思考——他在关心音乐学方法论的拓展和运用，对一些既有成说提出反思；他在关注中国音乐史学中的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的长期“分治”形成的弊端，提出应通盘观照的融合观念；他在倡导打破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为尊者讳、为大师讳的惯常思维，树立以学术真理为最终追求的评价思路；他在思考音乐学专业人才招考的多样化，即应多重视普通中学、综合（师范）大学人才的优势，多重视艺术院校系统所培养人才的自身不足；……

艺术家需要思想，学问家更要善思。阅读冯文慈先生其人其言其著，深切的体会就是他始终没有停歇过他的思考，所以使得他的许多成果中都充满着创新和思想的火花。

作者简介：陈荃有，博士、编审，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兼任《音乐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