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形同涓涓流水

                                                  ——回忆恩师谭冰若先生

                                                 方之文

         记得在200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正在蒙特利尔的家中上网，一条消息突然闯入我的眼帘，着实让我惊出一身冷汗:“谭冰若教授不幸逝世”。然后，下面是一条又一条跟帖，惋惜声一片:

“谭教授毕生贡献给音乐教育事业，他的去世不论对业内对社会都是巨大损失！”

“这位谭教授教学生从来不收学费，他可是个大善人啊！”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竟然还有这样的好心人，太可惜了！”……

         我当时都没有心情去看完这些帖子，第一反应就是抓起书桌上的电话。手指拨着号码，心里咚咚乱跳:  “怎么会呢？上个月刚刚通过电话，一切都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走了呢？为什么一点征兆都没有呢？”电话拨通了，我期待着先生的家人来接电话。但令人惊愕的是，对方依然是那熟悉而亲切带有粤腔的普通话: “喂，你是哪一位啊？”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的喉咙至少卡住三秒钟才缓缓地说出：“谭先生，你好吗？”敏感的他一定感觉到我的异常，就问：“你今天打这个电话，一定是看到些什么了吧？”我呐呐地承认并询问，是谁开了这么大的玩笑？

         原来那一年上海音乐学院的谭抒真教授去世，结果网上张冠李戴，以谬传谬，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不过我并没有感觉到这个对一般人很忌讳的事情影响了谭先生的心情，他反而以幽默的语气说：“这可是人生很难碰到的一次有趣而特别的经历啊，你想想，当你还活着，却看到了自己去世之后大家的反应，还有对你的评价，这多有意思啊！”他还乐滋滋地说：“居然没有一条是反面的，都是好话，我好像还蛮享受这一次意外‘去世’的。”就这样，一场莫名的惊愕在与先生的朗朗笑谈中化为乌有。

        2014年11月，又是一个秋天。传来了谭先生病危的消息，经过漫长焦虑的期盼，多么希望又是那样一场虚惊。可是，这一次先生是真的走了！痛悼，思念，缅怀，感激的文字，像雪片般地从四面八方追赶着先生远去的英灵，情景远远超过十二年前他所经历所想象的。只是先生不会知道，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他的离去在我们心中所留下的沉甸，根本不是当年他想的那么轻松和幽默。

我放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匆匆办了加急签证，赶回上海参加先生的追悼会。长长的旅途成了思念的旅程，脑海里尽是先生的音容笑貌，思绪无法平静。屈指一算，如果从第一次见到谭先生，至今将近四十年了。毕业以后，有幸成为谭先生的助教，后来又成了他门下的研究生，长时期的耳闻目染，无论是学业理论，授课风格，艺术情趣，职业操守，处世为人，谭先生对我的影响真是太大了。谭先生是我的恩师，不管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当年，在我人生道路上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他用自己并不强壮的臂膀，顶住风浪拉住我的手，使我免于跌倒沉落。谭先生平素为人谦和宽容，从来没见过他与人红脸争执。在我印象之中唯一的一次，就是当年为了我这个非亲非故的普通学生，气愤的他与他多年的朋友翻脸拍了桌子，令所有在场的人大惊失色。回想这些，自己何德何能，值得先生如此厚待，这样的恩情终身难以报答。

一般意义上的助教，应当是帮助教授处理一些专业上的需要，使他精力更集中地做学问。我成了谭先生的助教之后，他从来没有支使我去做那些理应我该做的工作，诸如借唱片，录音响，找书籍，抄资料，誊稿件，他都是亲历亲为不麻烦别人。反而是倒过来，他始终不遗余力地帮助我在业务上成长。我至今还清楚记得成为他的助教之后的第一次谈话，是在他高安路的家中。他同往常一样，先是递上一杯清茶，然后以他少有的严肃神态对我说：“你现在已经是音乐学院的教师了，你一定要努力，尽快地走上讲台。我已经想好了，从下学期开始，我将把外国音乐史共同课以每年三分之一的工作量，逐渐地转交给你，也就是说，到了第三年你要独当一面地把这门课承担下来。”听了先生这席话，我是既兴奋又紧张，上讲台当一名名副其实的老师，是我的愿望却又不敢贸然提出的话题，如今先生要把整个外音史共同课转交于我，实在是超乎我的想象。那天晚上我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觉。外音史共同课是谭先生教授多年备受学生欢迎的一门课。后来，与谭先生熟悉了，知道他很喜欢与享受面对众多青年学子的讲课，在整个八十年代他的音乐欣赏普及讲座，遍及上海所有的大专院校，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曾经在一次闲聊的时候说过：“我常常是听众越多，讲得越轻松，发挥得越好。”而在音乐学院，外音史共同课是学生最多的课堂之一，它集中某一年级段所有的本科生和进修生，还有外来的旁听生。谭先生把自己心爱的讲台转交给我，相信当时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他的这份高尚和信任，对于刚刚毕业的我来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谭先生助我上了一个结实的台阶，在专业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每每想起这一幕，都禁不住心中对先生的崇敬和感激之情。

在担任外音史共同课教学期间，除了汇报教学大纲和进度，谭先生从来不会干涉我的教案细节，总是放手让我自己准备和发挥。但是当我出现了问题或者把握不了分寸的时候，他又是倾其所能，以他丰富的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指导我，有时干脆将他的讲稿和研究笔记交给我。谭先生从来没有来过课堂看我如何教学，但他自有渠道了解到我上课的许多细节，及时地给我提醒和点拨。我还记得第一次走上讲台之后去见谭先生的情景，一进门他就笑着说:“已经听人说了，外音史课来了个年轻老师，低着头读了一节课的讲稿。”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糟糕，这下给先生丢脸了！”可是，他紧接的一句话是：“那有什么关系，谁没有这样的第一次？”随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虽然我们不是表演专业，但是当你走上讲台，与演员走上舞台没有什么区别，你必须是全身心的投入，要有激情。你先要被自己所讲的内容感动，学生才会受到感染，明白你希望他们学到什么。”多少年过去了，每当准备讲稿或者走上讲台，耳边常常会浮现出先生说过的这席话。

那个年代我们上课的音响资料远远没有现在那么丰富，使用的大多是33转甚至是78转的唱片。我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新唱片上，这样课堂的音响效果会比较好一些。谭先生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要求我倘若决定使用某个作品作为上课的音响例子，要舍得花时间，尽可能地把唱片室能找到的音响都听一遍，从中选出与讲课内容最匹配那一张。他说：“唱片不光是音响，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的表达指向，不能随便抓来就用的。”他还常常要我留意老唱片的价值，要透过唱针摩擦的杂音，去感受那些老艺术家们扎实的艺术功底和所演绎的艺术本真，这些往往是一些新生代的表演艺术家所缺乏的。当时我是似懂非懂听着谭先生的这些话，随着阅历的增长，才渐渐感受到先生这些话真是金玉良言啊。

成了先生的研究生之后，与他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在学术上涉及的话题也会更广泛深入一些。我们选择的论文课题是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的比较研究。当时，国内的新音乐创作正处在激情和迷茫并存的时期。谭先生认为，这两位大师在完全相反的领域各执牛耳近半个世纪，但最后又不约而同地向对方的领域靠拢，这是很有意思的音乐史现象，其中一定蕴藏着音乐创作的某种规律。他希望我通过深入研究，提出自己看法，或许这些规律对认识当代中国音乐有借鉴意义。所以，毕业论文整个过程都是在先生定下的这个主旨中进行的，每一部分的成文都得到先生悉心指导。跟谭先生上课，总是先让你汇报，然后是补充他自己的观点，或者是不断地提问题，逼着你往课题的深处走。每次离开他的时候，总是很充实，感觉到有很多事情要做。那时候没有Email和微信，他常常是一个电话把问题追到我家里，或者发现一个资料认为可以补充进论文，说是怕下次见到我想不起来了。每当这个时候，常常是一边接电话一边被他的师德所感动。

先生喜欢朋友，喜欢交流，尤其喜欢与青年人交流。由于他的的深厚学养，对艺术史烂熟于心，对音乐史和声乐艺术更是有着独特的见解，大家也喜欢去见他。他的家里，常常是高朋满座。其实，生活中的谭先生很少高谈阔论，或者以他教授的资格去教导别人，他更多的时候是坐在沙发上静静的听别人讲，然而一旦开腔，一定是一语中的，直达话题的本质，这是他学识站位的高度所决定的。先生崇尚艺术，崇尚艺术中透出的真善美，他始终认为艺术美的标准就放在那边，不管是严肃音乐还是流行音乐，是交响套曲还是音乐小品，大型歌剧还是艺术歌曲，乐坛大师还是舞台新手，专业演员还是业余歌手，在艺术评判的标准面前，它们都是均质的，并没有高低上下之分。形式，包装，声望都是外在的条件，而从现场音乐中流出的鲜活质地才是艺术表演中最为可贵的，打动人心才是硬道理。

先生在《墓志铭》中自侃为“别格”，他的很多观点和做法在当时的环境下的确是别具一格，这些“别格”不是一时兴致使然，都凝聚着先生几十年艺术人生的经验教训，还有出自他作为音乐人的那份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人大代表，他每次开会都会提出具体意见，呼吁政府要把提高社会的艺术教育落实到实处；他本人更是深入机关、学校，举行过一千多场音乐欣赏讲座，好像恨不得把心中的艺术理念传递到他能企及的每一个角落。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统计，哪一位音乐人在音乐讲座的次数上超过了谭先生。对社会音乐的参与耗费了先生很多精力，也带来不少麻烦，我们怜惜他的吃力不讨好，有时会劝他不要去参与这些事了，谭先生总是会说：“群众艺术没有专业人士的参与是很难提高的，这些事总是得有人去做的嘛！”先生是个具有浪漫情怀的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踏踏实实在实践着理想的人，他有时力不从心，也会碰壁，但他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理想以及对理想的孜孜追求。先生弥留之际，在昏迷间隙的清醒时刻，还要求学生在隔离病房外唱歌给他听，当我听到这一情节，只能默默地在心里说：“先生，你是幸福的，你的每一分钟都为理想而活着。”

音乐理论研究是谭先生毕生的事业，造就了他艺术思想的高度和深度，而声乐艺术则是他一生埋藏在心中的挚爱。他早年留学日本，学的就是声乐，后来由于某些原因，才转攻音乐理论。但长年以来，他一直没有放弃过对声乐艺术的热爱，停止过对声乐的研究和教学。他在为我们上音乐史课，凡是讲到歌剧或艺术歌曲，特别是欣赏音响和录像的时候，常常会显得十分兴奋，语气也变得眉飞色舞，他常常会从声乐艺术的角度，来讲解那些经典片段的艺术价值，使我们这些声乐门外汉也深受他的感染。

在谭先生家里，我经常见到或者听到上海和外地文艺界的歌唱演员来请教谭先生有关声乐上的问题，音乐学院声乐系和师院艺术系的学生来请教先生的就更多了。先生的理论功底使他与一般的声乐教学有很大的不同，他对声音的辅导总是建立在音乐的人文背景和乐谱文本的整体构造之中，学生自然会打开一番别样的天地。另外，他的很多学生都说，谭先生对高音的处理有着非常独特的理解和发声方法，很多人都慕名而来，从中得到收获。其实在国外，一个学生在艺术上去请教不同的老师，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之下，每一位谭先生的求教者，都有面对原来老师的尴尬。谭先生的高尚和善良在于，他非常通达并理解这些学生的难处，因此，他不为名分，不为名声，更不为金钱（他的教学几乎都是免费的），只为艺术，只要学生学到东西就好。谭先生丝毫都不在乎那些艺术之外的俗套，不仅默默耕耘，而且乐此不疲。先生在声乐教学上的造诣一直是在小圈子里流传，不少学生虽然不便公开，可一旦提到谭先生，都会不约而同地翘起拇指，发出由衷的敬重和感激。有些原先是他的学生，进了学校之后慢慢与他疏远，旁人忿忿不平，但先生总是宽厚地说：“我理解他的难处，他心里是知道的。”

我常常想，是什么造就了谭先生这样一般人都不理解也不愿意做的品性？这使我想起当年他在上课讲李斯特的时候，化了很大的篇幅谈到李斯特宽厚待人的故事。李斯特乐善好施，不收学费，从不拒绝求教，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过无数音乐家成才。有的年青人利用他的名声开音乐会，李斯特就把他请来上一课，然后告诉他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作为他的学生开音乐会了。这些故事听着听着，心里就在思忖，怎么这么像谭先生自己呢？今天想来，也许这正是形成先生独特品性的原因之一。先生丰厚的学养早已溶进了身体成为自己的血液，使它们不光是学问，进而演化成了品德。

出国以后，与谭先生见面的次数少了很多。每次回国探亲，总是来去匆匆。短短的假期，总是尽可能地多去看他，比较宽慰的是，每次回来，在所有的亲友中，谭家的门是进去最多的。1999年，先生去加拿大卡尔加利看望他的妹妹，使我有机会把他接到蒙特利尔，在家中小住半个月。我们一起游览了尼加拉大瀑布，多伦多，魁北克古城，还有加东的一些风景区，先生兴致很高，玩得很尽兴。半个月与先生朝夕相处，谈话的内容自然又广又泛，感觉从来没有和他一起说过那么多话。在去多伦多的路上，光顾着说话，竟然连汽油的警示灯亮了都没有看到，结果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停了下来，差一点闯了大祸，吓得先生在回程的路上每小时都提醒我加汽油。谭先生与我谈到他的家庭，他的留学生活，解放前夕追求进步的活动，也谈到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文化大革命中那场莫名其妙的牢狱之灾，当然，谈得最多的是音乐，艺术和宗教。我很后悔当时没有想到把这些谈话内容都记录下来，十多年过去了，很多内容只能记得一些大概，但是，有些情景至今印象深刻。比如，我曾经问他：“你一生追求进步，但直到退休之前才被吸收入党，也就是说大部分时间党组织并不信任你，中间还坐了牢，联系到不尽如意的社会现状，你是不是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追求有点失望？”谭先生想了想，严肃地回答说：“你们这代人没有在旧中国生活过，所以没有对比。中国的问题只有共产党才有能力解决，靠其他党都是不行的。当然，每个时期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对国家的前途我还是抱有信心。我没有后悔青年时代的追求。”我发现自己提的是先生个人的问题，而他的回答好像完全忘记了个人的坎坷，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点在思考。这是一次很私人化的交谈，我完全相信先生的回答出于一片真诚。

细细想来，我最早知道先生的名字是从一个坊间传说开始，那时还不认识他。说是当年谭先生住在泰安路的时候，寓所旁边有一排竹篱笆，有一个小男孩经常久久地站立在篱笆外，听先生弹琴。谭先生好奇地上前问他：“你喜欢音乐吗？”男孩点点头。“你想学音乐吗？”男孩又点点头。“那就跟我学小提琴好吗？”男孩低着头说，家里没有条件为他买琴。第二天，谭先生去琴行选了一把小提琴，从此，男孩成了谭先生的学生。在我心里，这是一个十分唯美，可与安徒生童话媲美的故事，似乎在真实的生活中都不会有。这么多年来，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从来没有当面向先生证实过这件事。是怕先生出于自谦而轻描淡写一笔撩过？还是担心它真是一个传说而破灭了童话的美丽？直到去年前往先生家中吊唁时，我向益民提起，是否真有其事？想不到的是，坐在身旁沙发上的一位男士站了起来，含着泪水说：“确有其事，我就是当年那个男孩！”他的名字叫陈欲麟，现在已经是退休的年龄了。当时客厅的空气都凝固了，在场的每一位无不被先生的美德所感动。

四十年前，一个童话般的故事开始让我认识先生，后来有幸成为他的学生。四十年后，这个童话变得更加丰满而且有血有肉，先生的学识，理想，真诚，无私，奉献，博爱留给我们的印记是如此的深刻，他在我心中永远像童话那样美好！

先生，我们很想念你！

2015年7月9日

完稿于加拿大蒙特利尔